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高书生先生最近就指出，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有可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从国际上看，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恶化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忧虑。“中产阶层的消失”、“中产阶层的蒸发”等字眼，甚至成为文章的标题。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塞尼特指出，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有资料显示，在美国，年收入2.5万－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两个群体人数都在增加，形成中间凹陷的“M”形结构。塞尼特还指出，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说，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一些学者则发现，尽管近几年日本的经济在复苏，“有工作的人多了，但是低收入的非正规员工占了1／3”，相反，可以带来较好收入的中产阶层的职业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根据一项日本官方调查，在20－34岁的人群中，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居于中间阶层的人，10年来降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的却增加了13.3％。一位日本经济评论家尖锐地指出：“所谓经济复苏，是大企业和富有者阶层的盛宴。大多数工薪阶层不仅没有享受到加薪，反而增加了社会保障费和税金的负担，他们不可能感受到经济的好转。”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人这样描述：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于是很多人在问：“我还是中产阶级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阶级吗？”

　　在目前情况下，还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晓虹教授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或一个医生收了3000元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些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而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以上的这种倾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但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中产阶层要成为安身立命的一个阶层，也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