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境外赃款追回的为何“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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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14 16:38:56 |
“中国人觉得，贪官贪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全部归还乃是理所应当。”但杨诚分析，由于贪官所在国警方侦办此案，法院开庭，控方聘请律师，都需花费大量成本，因此，在贪官的赃款中，通常要分出一部分给贪官所在国政府
赃款外逃，追回的仅是部分，其背后是无奈的成本付出与妥协
人民网·天津视窗6月14日电：6月7日，悉尼。掌声，微笑——澳大利亚司法部部长大卫·约翰斯顿将一张金光闪闪的支票，交到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手中，支票数额是337．4万澳元（约合2160万元人民币）。这是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闫永明的部分赃款。据了解，退还嫌犯赃款，在中、澳两国之间是第一次，对中国来说，也并不多见。
6月7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和澳大利亚司法与海关部长大卫·约翰斯顿共同出席了在悉尼举行的赃款移交仪式
讨还赃款——“最后回来的钱少之又少”
闫永明发家颇早，曾斥资4．6亿人民币收购吉林三利化工，28岁就号称拥有26亿身家，以3．18亿收购号称“中国伟哥”的壮阳药物奇圣胶囊，闫也被称为“中国伟哥之父”。
而当南方周末记者向闫永明过去吉林的同事了解情况时，只有一位硬邦邦扔出一句：“他采用的是非常规手段”，而形容他逃跑的胆量，是“像吃了伟哥一样”。
“坚挺之后很可能猝死。”在闫永明身上，伟哥的副作用竟一语成谶。2001年，闫永明携逾亿巨款外逃，2005年，他的财富神话由“一路坚挺”急转直下，巨额存款突然被澳大利亚警方冻结。
闫永明只是外逃嫌犯的八百分之一，他的赃款，相对于整个在外贪没总额，也只是“沧海一粟”。去年公安部、审计署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目前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人民币。
“被贪官带出国门的赃款属于中国人民，但最后能回到中国人民手中的钱，少之又少。”澳门大学教授、国际反贪腐专家杨诚说。
剩余赃款——“不能让人家白花钱”
在新华社关于澳方向中方归还赃款的新闻稿中，也有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描述：“澳大利亚司法部长交给中国政府的，只是闫永明携带赃款的一部分”。闫永明外逃后，多家媒体的报道中都提及，随之失踪的资金高达1．08亿元人民币。那么，已追回2000多万元之外的赃款到哪里去了呢？
“中国人觉得，欠债还钱，欠多少，还多少，天经地义。贪官贪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全部归还乃是理所应当。”但杨诚分析，由于贪官所在国警方侦办此案，法院开庭，控方聘请律师，都需花费大量成本，因此，在贪官的赃款中，通常要分出一部分给贪官所在国政府。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属于惯例。
即使在签署了相关条约的国家之间，即使条约规定贪官所在国花费成本由该国自己承担，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求引渡的国家也会以“各种方式”对贪官所在国进行“补偿”。“不能让人家白花钱，这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常理。”杨诚说。
以往，中方人员往往拘泥于固有观念，希望将赃款全数追回，但这样的后果往往是一分钱都要不回来。监察部特约监察员、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的观点是，“要适应外国人的游戏规则，学会和外国人妥协。”
既然国外坚称由于“办案成本”而要分一杯羹，那么成本究竟有多高昂？以余振东案为例，为促成余振东归国受审，我国司法部门2001年成立了专案小组，与美方进行了近3年的协商，仅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办案人员就曾6次赴美国谈判。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告诉记者，成本不仅在金钱上，还包括部门协调。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包括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国际合作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司法协助处、司法部司法协助司和外交部在内的10个部门，经协调，组成庞大阵容，与美方及余本人、家属进行了长期谈判。而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刘进参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闫永明案中，公安部也曾与外交部进行过协调。
“抓回一个贪官，总得花上数百万的资金。”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官员透露，由于追逃的成本非常高，检察机关难以承受。据办案人员介绍，在2000年2月调查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李化学出逃案时，7人调查小组飞赴澳大利亚，并雇用当地律师协助调查，其中一位资深律师的佣金标准是按分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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