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说什么呢？对于近来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早在1854年7月4日的演讲中，道格拉斯先生便已经说完了：
“难道还要我说：像对待兽类一样对待人，剥夺他们的自由，逼迫他们劳动而不给付工资，让他们对与其交往的同类的关系一无所知，用棍棒殴打他们，用皮鞭抽打他们的肌肤，用烙铁烧灼他们的肢体，让警犬追咬他们，把他们廉价拍卖，离散他们的家庭，敲落他们的牙齿，烧焦他们的肉体，以饥饿驱使他们服从并降顺他们的主人，要我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吗？难道非要我来辩论这样一个用血写出的、浸染着污秽物的体系是不道德的吗？不！我不屑辩论。”(见道格拉斯《论奴隶制度》的演讲)
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曝光后，民众已经出离了愤怒，这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等高贵情怀，同样是基于对人类这一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与前景的担忧，因为这些黑砖窑就像埋伏在我们身边的地雷与陷阱，因为自由不可分割，“只要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
丑得惊动了中央，中央惊动了地方。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引起中央高度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都作了“重要批示”，而受惊的地方政府终于开始“专项”了。据说，截至16日专项打击已经解救了500多人，据说，“专项”要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渎职责任，对那些为黑砖窑、黑煤窑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对辖区内强迫劳动、非法用工，尤其是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情况不闻不问、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党员领导干部，要依照党纪政纪严肃查处……
民众的疑问是：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被发现有问题的黑砖窑会在山西四处冒烟？为什么数百位家长在山西跋山涉水寻找自己的孩子时当地派出所却无动于衷？当村民知道有受伤者被窑主的打手们活埋，为什么这些信息中止了传播？当人们抱怨政府失灵时，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当然，有些疑问在随之而来的系列报道中被拉直了——知道当地一些派出所竟然会跑到黑砖窑去收保护费，我们就不难理解村支书儿子手下的那几条狼狗为什么那么有威力了。
民怨沸腾。然而，在如此巨大的丑闻压力下，所有渎职官员都变成了“千斤顶官员”，竟然没有一人向公众道歉，更别说引咎辞职了。与此相反，当地政府甚至还在强调自己的队伍如何“果敢出击”，仿佛把这场迟到的解救当做摘取“胜利果实”的机遇。当“坏事”再次变“好事”，谁来为这持续了十几年的罪恶负责？
向国民道歉，天不会塌下来。有人兴高采烈地发现洪洞县政府在慰问民工时将一封致歉信同时送到了他们手里，多年没见如此感人的场面，真要令人欢呼了。然而，仔细想来，洪洞县政府的所谓道歉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道歉，它充其量是息事宁人的道歉，因为没有一位官员主动站出来愿意引咎负责。在这种“好辞职不如赖当官”的逻辑下，洪洞县政府的道歉又有多少诚意呢？这种为自己减负的道歉，想来国民断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道歉不是护身符，人不能无耻到只会说道歉的地步。
无人引咎。官员们究竟怎么了？莫非他们像熊猫一样被喂养惯了，害怕一旦不被喂养就再也找不着其他活路？就像不久前首只被放归野外的圈养大熊猫那样，在与野生大熊猫在领地和食物争夺中，从高处摔下去……
康有为说：“风俗之美，在养民之耻。”卡莱尔同样认为：“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没有羞耻心，就没有良知；没有良知，如何能担当作为众人之事的政治？显而易见，羞耻心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它既可以维系社会公德，又是规范权力、维护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正因为此，在许多国家，类似丑闻足以导致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与信用危机。然而在中国，事到如今，我们连个引咎辞职者的影子都找不到。中国官员常说与世界接轨，我想在如此强大的民意谴责之声中，在眼泪又一次洒遍互联网的昨夜与今天，有关官员的羞耻心是不是也该和国际接接轨了？(熊培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