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34年前的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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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3 15:34:00 |
人民网·天津视窗6月3日电：一张1973年大学招生的准考证，一直被我保存至今。在它身上，保留着我对一个时代的记忆。
那是我到内蒙古插队之后的第5年。这一年的大学招生，比往年有了新的变化，除了例行的“群众推荐、上级批准”之外，第一次增加了文化考试内容，科目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消息传来，令我们许多知青怦然心动。毕竟，这是我们难得的借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大学校园是令我向往的地方。然而，一场“文革”中止了我们这代人的学生时代。下乡后，目睹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我看到了太多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每想到“家庭出身”那块压在自己身上的巨石，便让我知道，通往大学校门的那条道路，是自己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招生实行“考试”这个新变化，又让我和许多同伴心中生出希冀。
在很有限的日子里，我投入了昏天黑地的高考复习。说是复习，其实都是从头学起。自己初中尚未学满一年，“停课闹革命”便开始了，肚子里的知识可想而知。那些天夜以继日地看书做题，从勾股定理到阿基米德定律，再到一个个分子式、化合价，忙得舍不得拿出时间做饭，舍不得占用时间睡觉。初中物理，自己从未接触过，仅用3天时间，便将两册课本学完。没有老师，缺少课本和资料，还有繁重的农田劳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圆一个大学梦，我们拼出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靠着几年来付出的汗水，我幸运地接连通过了小队、大队、公社三道关口，得以走进考场。当我坐在阔别多年的教室里，不免心潮澎湃，那种复杂的情感是难以形容的。
分数终于公布下来，我的成绩是公社第三名。这时，我方知晓，在全公社参加考试的几十名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知青中，我是唯一的“老初一”。考取第一名的，是一名“老高二”。考取第二名的，是一名“老初三”。这时我不禁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已经朝大学校门迈近了一步。到填报志愿时，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在第一志愿栏目竟填报了北京医学院。
就在我开始憧憬未来大学生活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张铁生一份白卷的报道，从那篇报道的醒目标题和字里行间，我意识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不久，这年的大学招生发生转折，张铁生成为“反潮流”的英雄，招生考试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高考成绩被废除了。
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
在此之后，每年大学招生，我再也没有报过名。我对上大学已不报任何奢望，甚至生出一种阿Ｑ式心态：大学不要我，我还不上大学呢。
一个与我朝夕相处7年的知青同伴，有幸成为“工农兵学员”，在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他曾几次要我去天津大学找他。但我从未去过。只有一次，我来到毗邻天津大学的卫津河畔，隔着铁栅，深情地眺望着那熟悉的校园。脑子里，却想着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不去龙华看桃花的话。
就在自己陷于彷徨与迷惘之时，一声十月的惊雷，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不久，被废除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了。1979年，即距前次考试6年之后，自己重燃上大学的梦想，再次走进考场，并以当年全市名列前茅的成绩，迈进南开大学校门。
记得当时报刊上的一首诗，曾引起自己的强烈共鸣，其中写道：
每当经过
“四人帮”盘踞的
大学门口
我们都坚信
迟早会有
今天这个早上。
我始终将34年前的这张准考证珍藏着。它是“文革”中唯一有过的一次招生考试，尽管是一次夭折的考试。它让我不忘那坎坷的知青岁月。 (李梦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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