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7月21日电：一场暴雨，在山城重庆导致了数十人陨命，但也彻底洗刷了一场冤屈。

　　去年重庆大旱，之前刚好三峡工程竣工，于是“三峡大坝阻隔水汽进入四川盆地”的说法不胫而走。

　　一年后，三峡大坝没长高也没变矮，50年一遇的大旱却变成了100年不遇的大雨，现实以一种极端残酷的方式否定了谬理。

　　残酷的现实也冲击着传统理论。常言道“天旱一大片，水淹一条线”，可根据有关部门统计，重庆的受灾人口已经超过600万，淮河流域的受灾人口更是超过了2000万，分别达到了全市、全流域人口总数的两成左右，这个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了“线”状的概念。

　　传统理论站不住脚，新锐观点也未必就行得通。现在国际上关于治洪的最激进理念，是无需筑坝拦蓄，而是让洪水放任自流。不少西方专家就根据这种理念建议中国：既然每次洪水发生时淹没损失这么大，何不干脆避免在有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地方进行生产和生活行动？

　　这条“避洪”理论已经在某些西方国家得到实践。看上去这也确实一劳永逸：既彻底避免了经济和生命的淹没损失，洪水到来时也不再需要那种“严防死守”的悲壮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

　　中国最古老的“以疏代堵”的治水思想，似乎同样不支持“严防死守”的做法。不过，4000年前大禹总结出的这条治水思想在最近2000年里却越来越变成了务虚的精神遗产。在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河工”从未掉出过基本国策的前三位，而筑坝修堤无一例外地成为了这一基本国策的基本方法论。

　　2000年的老前辈们未必比4000年前的老祖宗更聪明，但最近2000年的情况肯定比4000年前更贴近如今的国情。而现在的中国相对于2000多年前，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多地少。

　　这次重庆和淮河的受灾地理面积只有百分之几，受灾人口面积却达到20%，而受灾的经济面积肯定更高于这个比例(被淹的都是靠近河道的平原)。如果完全实施“避洪”安置，中国哪里还有这么大的承载能力？中国不是美国，后者甚至可以做到所有的土地实行两年轮耕。

　　欧洲的国情也是人多地少，但“避洪”的实践却较美国更加普遍。因为欧洲的水情与中国和美国相差更大。统治欧洲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是季节与年度降水量变化最小的气候带，而统治中国的季风气候则是降水变化幅度最大和最难测的气候带。因此，有业内人士称，将一条西欧的河流的堤坝加高10公分，就能将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中国将堤坝加高50厘米，却仅仅能将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于是，一方面，人多地少的国情迫使中国人必须充分利用任何一寸土地；另一方面，变动剧烈的水情，又使得靠近河道的土地每年甚至每个季节都处于被淹和不被淹的未知状态下，于是就难免产生一种普遍的“投机”行为：这个季节或者今年没有洪水，耕种这个片土地就能获利，一旦洪水到来，就会血本无归。

　　我亲眼见过的最极端的例子，是在河南东部和山东西部，竟然有上百万人住在黄河“里面”——黄河下游大堤之间的宽度往往达到10公里左右，但干旱已久的黄河河道大多数年份其宽度都不超过一公里，因此大堤和“实际河道”之间的那九公里滩地竟然也住满了人。他们在“实际河道”边上筑起了新的堤坝，结果2003年一场不大的洪水将这种所谓的“生产堤”冲垮，导致了几十万人受灾。当时接受我采访的一位当地防汛办人士透露，误以为是黄河大堤决口的美国布什总统还向中国政府发了慰问电。

　　看到这种“住在黄河里面”的现象后，我经常想，也许正是季风性气候下的这种看天吃饭(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看水吃饭)的历史积淀，使得中国人文化基因中具有了更强烈的“投机”思维或者说是“赌”性。因此，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上海深圳的股市，其振荡幅度和投机思维都远远超过同龄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股市。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在想：既然中国股市和中国的水文特征具有如此的相通性，那么，我们的治河与治市的思想是否也应该互有借鉴？

　　先看看中国现实中的治水手段。今年洪水的险情远远超过了多数年份，但关于严防死守的声音却少了很多。在淮河“战区”，我们更多听到的是炸坝行洪(到上周末，已经启用了8处行洪、蓄洪区)，这种以局部换取全局的做法，确保了在洪水流量已经超过了1991年时，淮河大堤的安然无恙。荆江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与此同时，尽管荆江上游(主要是重庆)的降水也已经超过1998年那次，但有关部门却丝毫没有开启98年那次就打算动用的荆江分洪区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因为比起98年，现在荆江的上游多了个三峡大坝，在最危急的时候把洪水拦截住了。

　　由此可见，究竟是“堵”还是“疏”，完全取决于水情和国情，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而在季风气候下的中国，水文变化尤其剧烈，因此，该堵的时候堵，该畜的时候畜，该放的时候放，绝无定规可言。

　　这就像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事实，主张对市场完全放任自流的人士，大多恰好就是来自降水稳定的欧洲(欧洲国家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居全球之冠)，而季风气候和中国类似的美国，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则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其市场振荡程度也远高于欧洲国家)。

　　因此，市场是否需要干预和调控，取决于市场的“泛滥”程度。为避免淹没损失过大，当然需要严防太大洪水(过度投机)的出现，而当洪水泛滥过度，则不能一味地死守，更要考虑“疏”的手段。例如，从QDII到汇投公司的海外投资，便应当是以疏代堵的思维体现。

　　下游要疏，上游则要畜。但蓄水过度为了确保不跨坝，或者是下游干旱缺水，就必须要泻。上周管理层将保险资金入市比例从5%扩大到10%，便是“泻”的手段。但究竟是因为下游(股市)缺水，还是上游资金囤积太多而将股市作为洪水的有效行洪蓄洪区？无论正确的答案是哪一个，后果都只会有一个，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股市的资金净流入只能是越来越多。投资者不需要为资金面和政策面有任何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