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县农妇家中被关13年 彰显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人民网·天津视窗7月26日电：户县民政局给本报的情况说明中反映，民政部门虽然每年给户县这名农妇家中一定补助，但救助政策没有针对精神病人治疗的专项资金，医生说农民患精神病有上升趋势。

　　阳光讯 本报报道的户县农妇董女士身患精神分裂症，被关在家里13年的事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此引发的精神病社会救助保障问题，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反思：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36岁的农妇董女士因家境贫寒，身患精神分裂症后无钱医治，家人怕她出走发生意外，无奈将她锁在屋里13年。

　　户县民政局给本报发来的情况说明中反映，民政部门从2005年起就为她家申报了农村低保，每月可享受50元救助。民政局为她缴纳了2005年农村合作医疗保费，2004～2007年春节，县、乡民政部门多次登门救济，送去现金、米、面、油等物资，她的两个孩子从2005年开始每人每年获补助1200元。

　　民政部门在现有政策范围内确实给董女士一家解决了一定的困难，保证了她家的基本生活。但对于董女士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为什么没有提供救助呢？

　　记者采访了户县民政局、西安市民政局和省民政厅，了解到的情况是，民政救助政策没有针对精神病人治疗的专项资金。除了“武疯子”触犯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强制到安康医院治疗，“三无”流浪人员由民政救助到福利院，费用有一定保障外，精神病人的治疗，原则上是家庭承担。

　　近年推出的农村合作医疗包含精神病的治疗，但大病医疗每人每年的限额是1万元，对于重症患者、精神病的医药费而言有一定差距。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对于精神病，还存在相当大的缺失。

　　医生：农民患精神病有上升趋势

　　负责为董女士治疗的户县五竹乡卫生院主治医师崔绪荣说，该医院一年接诊精神病人3000多例，接收病人住院300多例。近年来，来自户县、周至等区县和外省的患者以农民为主，而且农民患者住院的大多数是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疾病的重症，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城市居民求医的，大多数是轻型的焦虑症、抑郁症等。社会压力、经济负担、情感危机同样是造成农民患精神病的原因，而且这些精神疾病有逐年增多、年龄趋于年轻的趋势。

　　农民患精神分裂症后，丧失劳动能力，而且基本上是精神致残，没有自控能力容易发生意外，对患者自身和家庭、社会都是危害。贫穷造成了董女士被锁13年的情况，在户县以外还有多少与董女士境况类似的精神病人不得而知。董女士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

　　算账：农民没钱看不起精神病

　　对于精神病人的治疗，一般最少要住院两个月。五竹乡卫生院平均一个患者的住院费控制在50～60元／天，两个月最少需要3000元费用。西安市的大医院，平均每天的治疗费在200～300元，两个月最少需要1．2万元左右。能承担3000元的费用看精神病的农民家庭也是有限的，更不用说拿1万多元进西安看病了。贫穷导致大多数农民患者轻症不看病，重症看不起。农民的就医观念也影响精神病的治疗，在他们看来能吃能走就是“好人”，精神病人不出现暴力伤人、裸奔等严重症状，大部分农民家庭不愿意出钱治疗，个别家庭还会遗弃精神病人。精神病患者如果得不到社会救助，危害的是整个社会。

　　专家：精神病人已成为社会问题

　　记者采访中，许多医生和社会学家都认为，近年，精神病发病率的逐年上升已成为社会问题。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认为，从民政、合作医疗角度来讲，国家政策应该加大对精神病的救助，对重症精神病人应有保障措施，社会不能遗弃精神病人，基层政府更应关注他们，特别是农民患者。救助精神病人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少一个精神病人，社会就多一些平安。

　　据了解，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五分之一。目前全国精神疾病患者约有1600万人，还有约600万癫痫患者。当前，儿童行为问题、大中学生心理卫生问题、老年期精神障碍、酒精与麻醉药品滥用以及自杀等问题日益增多。（火炎 熊玺 同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