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剧照

电影剧照

    人民网·天津视窗8月10日电：姜文的第三部导演作品《太阳照常升起》即将上映，到目前还没有人说得清这部电影的情节，包括姜文本人，但他很清楚自己在拍一部什么电影，因为“它本来就在那”。

    我只是电影的翻译官

    三联生活周刊：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到《太阳照常升起》，作为导演，你一共只拍了三部电影，平均七八年才拍一次，这是为什么？

    姜文：我一直都觉得我还不是个专业导演。我七八年才拍一次，很多事务性的事就忘了，所以不拍电影的时候，我很少到现场去。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但是我愿意保持非专业的状态，因为它鲜活。我这三个故事都是我先看见的这个电影，我脑子里，就是闭上眼睛在脑子里看得清清楚楚的这电影，看了若干遍。然后我拍的时候就在追寻这种流动感，在不断围追堵截。

    三联生活周刊：像追一个女人一样吗？

    姜文：我追女人的时候没这么有耐心，这确实比一个女人要丰富。那个色彩一直在那儿，像一团光似的，一会儿你在它旁边，一会儿它跑你上面，当你追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你创作的，是它原本就存在。我三次把片子做完了，变成拷贝在那儿看，立刻觉得它根本跟我没关系。这不是我拍的，它自己那么有脾气，我只能小心地去呵护它，去奉承它。所以，我觉得电影的这个魅力，我一直欲罢不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它要给我往哪儿带。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我们外界观众看来，得到的感觉是相反的。《太阳照常升起》里，你觉得村子不应该在它原来的地方，而应该在你选的外景地，就把整个村子都搬了。你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导演，甚至霸道？

    姜文：在外界看来，我是改天换地，但我是在受另外一种东西掌控。我追寻的东西告诉我这地就是红的，然后我看这地是黄色的，就觉得不对。不是我想把它改红，而是我看这电影里面，它就是红的，烟尘是红的。我就是一翻译官。我记得我看见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我相信那个东西是存在的，我就是在翻译，然后大伙把它做出来，把一个原本有的电影翻译出来。

    我要拍“来劲”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究竟是什么驱使你从演员成为导演？

    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前，我能看见的片子都不太令我满足，不一定是我演的。就我能看见的片子，我觉得还能不能好点。然后我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顾长卫就说咱们弄个片子，弄个来劲的呗。电影里没有腕儿，发行的时候我们自己发行，人说你这个怎么发啊，故事看不懂，我说有什么不懂的啊，不习惯和看不懂是两回事，结果让年轻人一看，都特喜欢，我就有信心了。

    年轻人准备开始做事时是有这样的一种野心和雄心壮志，我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写完的时候还不到29岁，拍的时候也就30岁，是得有那么股劲。

    三联生活周刊：即使是《红高粱》和《芙蓉镇》都不能让你觉得来劲么？

    姜文：这两个片子给我很深的触动，两个片子的摄制组都是很单纯和热情的，从导演那里就能感觉到一种很积极的带动性。张艺谋当时已经过了36岁的本命年了，大概三十七八岁吧，我觉得这是他厚积薄发的作品，也感觉到“我来吧，你就先歇着吧”的自信和豪气。谢晋当时也正如日中天。谢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导演，从他开始做导演就覆盖中国大面积的观众，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40年。我跟张艺谋也讨论过他，说他是很难超越的。两个片子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也还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自己拍电影时候，你的要求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姜文：我这三个片子都会把演员发到要拍摄的地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把演员都发到了大兴，让他们封闭体验。拍《鬼子来了》时，我连陈强、陈述都发去体验生活，养猪去了，去农村住了两个月;演鬼子的发到武警部队军训去了。这次房祖名我就给他发到云南，每天在那儿体验生活，学开拖拉机，在山路上开，跟当地的孩子们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