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空间充斥着暴戾，比强拆民居、马路抢劫和杀人灭门案情更多的，当然是语言暴力了。从北京工人体育馆震耳欲聋的“京骂”声，到网络上不绝于耳的“汉奸”、“卖国贼”恶骂及喊打喊杀声，都是我们充分领略了的。综合刘再复先生（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１年４月号《论语言暴力》）和陈丹青先生（《退步集续编》之《关于教育的人文素质》）的说法，语言暴力（及其体现的人文素质）是一代比一代恶劣：“五四”新文化运动颠覆了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大革命”更将暴力革命的传统发扬光大；近百年动荡造成的文化断层一代人比一代人严重，“红卫兵”父母教育的年轻一代更糟糕，这种语言上的暴戾看不到“伊于胡底”，而今香港人也沾染了这种不良话语风气。

    我基本同意两位先生的意见。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个“推倒”，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满街的“炮打”、“火烧”、“油炸”，中国历代先贤倡扬的中庸之道确实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但古代中国也不是真的那么美好，比如，亚圣孟子骂人为“禽兽”，雍正皇帝将与他争位的兄弟命名“阿其那”、“塞思黑”（意为猪狗不如的东西），草莽英雄李逵们叫嚣的“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等等等等，都是够暴力的话语。

    语言暴力有好多种，不算口头禅式并无恶意的“国骂”之类，不算表示亲昵的“打是疼，骂是爱”，也不算体育比赛和社会活动中借用的“进攻”、“战斗”之类等战争年代的习用语，本文只讲入罪性、宣判性、诬蔑性等具有威胁性和攻击性的语言暴力。这种有杀伤性的语言暴力就是一种“上纲上线”。

    “８０后”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何为“上纲上线”。所谓“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容置疑地等同于“正确路线”）的“线”。在那个最最“讲政治”的年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要求人们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即将人们的一言一动都分成是“拥护”还是“反对”，这就是“上纲上线”。那个动辄得罪的年头，谁不怕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这种红色恐怖（当时这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正大光明有人抢的旗帜）之下，语言暴力成了寻常风景。什么“牛鬼蛇神”、“走资派”、“保皇狗”、“小爬虫”之类的命名，“战斗队”、“造反兵团”之类组织，“批倒批臭”、“好个屁”之类誓词与詈语满天飞。这个时期的语言暴力与“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的暴力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昔日令人尊敬的“学术权威”，一旦被挂上“反动”的前缀，他的学生和校工都可以向他吐唾沫乃至施展拳脚。更有因一时紧张导致口误，“恶毒攻击”毛主席或“文化大革命”，而被当场打翻在地的。

    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和支持的政治性话语暴力，那只是恶语相向。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除了惹人生气，没有什么实际危险。这样的恶谥如果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实秋和鲁迅肯定不能一笑了之或回骂便了。所以，在“最最革命”的年代，想整倒某人，便挖空心思给那个人“上纲上线”，巴不得借权力之手除掉对方。或者无心或者被诬陷，“上纲上线”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多年，都令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