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已故四位兄弟郎宝洛、雷建生、张宁生、朱红军的二十年忌日。知道今晚要失眠，索性不睡，在寂静的深夜，默默的怀念已远去的战友……

    张宁生在漂流队是个小人物，是唯一的回族队员，之所以说他是小人物，因为他为人很低调，在他遇难前的三个月里，我们一直在一条船上，他总是默默的划船、补船，默默的拣柴，点火为大家做饭、烤衣服，所以他在大家眼里的分量就很轻，直到他翻船遇难，大家的目光也是集中在别人身上。 

     然而有几件事无论如何我是忘不掉的。 那是在漂流黄河上最长的峡谷二百多公里的拉加峡时，由于峡谷太长，两岸又是绝壁，接应队员绝对无法到达的地方。我们一连抢了几天的险滩，船上的食品被恶浪吞食的干干净净，我们断粮了。就在每个人都饿的心慌的时候，就是这个小人物无意中从船甲板缝中摸出了一个麦乳精袋，四双直冒金星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个叠在一起的空袋子。宁生慢慢展开了这个袋子，透明的空塑料袋里还残留了一点麦乳精，被河水泡了之后变成了糊状，宁生拿出了吃饭的小勺，先是给郎宝洛、我、朱红军每人喂了两小勺，最后在袋子里刮了半天又刮出了最后一勺，正要放到自己嘴里的时候，小勺在自己的嘴边停住了，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了几秒钟说：“朱磊，你划后桨，体力消耗大，这勺也给你吃吧，过下一个滩还要看你的。我不肯吃，宁生却已把小勺送到了我嘴边几乎是瞪着我说：“张嘴！”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挺‘凶’的感觉，我几乎是含着泪张开了嘴……也许是这勺被河水泡过的麦乳精的力量，那个滩我们过的很漂亮。 

    前段时间我和后任队长袁世俊（也就是6月19日那次翻船事故中唯一活下来得人）在北京火车站等车时谈起了这件事。袁世俊给我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那次翻船事故前，也是张宁生给了他半饭盒炒馍，袁世俊说：“是很多很多，我是硬吃下去的。”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就问袁世俊:“能活下来的原因是否与食物的热量有关系？”世俊说有可能。（黄河上游的水温只有摄氏5度，人体落水后如不能上岸5分钟就会冻麻木，8至10分钟就开始失去知觉）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多少年来还是第一次在火车站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泪流满面。 

    还是在拉加峡里，我们和北京队共同面临了一个落差足有7米的特级险滩 ‘阿沙吾’。在我们离这个滩很远的地方，从轰隆隆的声音就判断出这不是个一般的滩，大家不约而同的停了下来，两队的队长从下午4点多一直谈到深夜，研究过滩方案，最后决定第二天用打桩的方法共同过滩（打桩:国际漂流手册认可的一种漂流方法，即人不离船，船不离人，岸上的人用绳子将船牵引到一定的位置再放船） 

    第二天，等到太阳出来把身上嗮暖之后，我们两位队长和袁世俊、郝景川共同闯过开漂以来最大的险滩－阿沙吾。 

    等了很久宝洛回来了，示意我们将另一条船从岸边台过去，宁生、红军我们三人都觉得不可能，一是没有路，岸边一百多米的地方全是巨石。二是体力不支，我已由一百二十斤的体重下降到九十多斤。张宁生对我说：敢不敢拼一把！我说：没问题。  

    稍加准备，二人驾船即冲滩，宁生原说从右边划过，但根本没划过去，即被左二股流冲下大滩，在进入跌水的一瞬间，船尾朝下跌了下去，我背朝前和船一起扎入水中，露出的半截船被一股激流打叠了起来，张宁生从我的头顶飞了出去，一下被淹没，船被扭了几下，又一大窝折，勉强下了大跌水，没有翻船，我也未离船，我和船从水里冒出来时，手里只有一支桨了，另一支手抓了半截桨，宁生片刻也冒出水面，正好船也冲下来，岸上已乱成一片，都对我喊：抓住宁生！我回头看到宁生在我船边的水里，我一把将他拉了上来。几乎是同时，京队欲沿河右边冲滩，刚过一二个浪即翻船，全船人落水，人被冲得七零八落，物资全丢，五人有三人被冲在左岸，二人冲在右岸。全过程仅二、三分钟，这是我在黄河上闯过的最自豪的一个滩。 

    漂流阿沙吾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露营的岸边的石缝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可能是藏民水葬的尸体被大浪卷上来的，我们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就在尸体的边上睡了一夜。半夜，手脚都冻僵了，我抓了一根木棒挑篝火时，挑了半天，才感觉到手里很烫，原来手里抓了一根碳棒，外面黑乎乎的，不知里面还有火，马上扔掉已来不及了，手已被烧伤。后来伤口一直长不好，伸不直，也握不住桨，到军功后，队伍修整了几天，宝洛队长决定在我和宁生二人之间换下一名队员去船厂买船，由于我手的原因就让我下来了，这也正是我6.19遇难日没有在船上的原因。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