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天津人打的电话就是爱立信的，坐的电梯就是OTIS的，用的香皂就是联合利华的，吃的西餐就是起士林的，坐的叮当作响的电车就是奔驰的。津门名流们生活“十分有趣，迷人”，而且昂贵。从紫禁城搬来的末代皇帝溥仪轻易不敢带妻妾出门，因为她们会攀比着买北京没有的贵重东西，让人心痛。

　　20世纪上半叶，天津是上海之外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沸腾的中心。从工业到近现代传媒，从大学教育到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天津都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列。

　　机器轰鸣中，天津工业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的全过程。最早的官办工业是清政府的天津机器局，1867年在海光寺建成，即西局，生产西式枪炮；在城东贾家沽道兴建火药厂，即东局，生产火药。1888年试制出中国第一艘潜水艇——水底机船。1887年天津机器局拨出一部分机器设备铸造铜钱，并于1896年正式改为现代化的机器铸币厂；1902年袁世凯在其基础上改建为北洋银元局；1914年成立了天津造币总厂。

　　天津民族工业的兴起，最早出现的是1878年天津招商局总办朱其昂投资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房，后来又有1886年创办的天津自来火(即火柴)公司、1898年创办的北洋硝皮厂、1899年创办的天津织呢厂。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大兴实业，小型轻工业如雨后春笋。从1900年到1914年，天津新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38家，分布在棉织、染织、面粉、制油、造胰、烟草、造纸等行业，产品辐射三北地区。

　　20世纪头30年，天津工商业又有进一步发展，解放路两旁林立的大银行左右着华北、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命脉。现代工商业者群体越来越多，天津商会等几十个代表工商业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组织涌现。同时，新知识群体的形成，缔造了丰富的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中学和专科学校以及《大公报》、《益世报》等具有海内外广泛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的活跃，大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水准和知名度。中国第一个篮球队出现在天津，南开的张伯苓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主张。烹饪、戏剧等有闲阶级的传统国粹也被发展到了历史的极致。出了菜馆进戏院，成为几代天津人最时尚的生活方式，也使天津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烹饪艺术的中心。

　　即使解放后，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也同样夺人眼球：飞鸽牌自行车、海鸥牌手表、牡丹牌缝纫机曾并称为时尚的“三大件”。

　　天津，曾经是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