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9月21日电：9月14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据了解，道歉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深圳主要报纸刊出道歉书等形式。(9月17日《人民日报》)

　　做错事之后道歉，对于个人而言是一个十分正常的道义要求。每个人都可能做错事，做错之后需要承担责任，道歉正是一种从道义上承担责任的方式，也是诸如赔偿、补救等实质性担责方式的起始。与个人一样，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政府部门也有可能出错，当公务活动出现失误时，向国民道歉、主动担责，则是现代政治文明和责任政府理念的共识。

　　在一些政治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政府部门为自身的行政失误或决策失误向国民致歉，乃至相关责任人引咎辞职的事情屡见不鲜，以此承担公权力的道义责任，取得国民的谅解。而在我国一些地方，少数失职渎职的政府部门或者不习惯于道歉，或者缺乏道歉的责任意识，也或者认为“说不如做”，与其道歉不如踏实做事、认真纠正。总而言之，制度化、常态化的道歉举动不多。深圳本次将道歉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难能可贵，也确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念和打造责任政府实践的双重进步，值得国内其他城市借鉴与效仿。

　　当然，在一片赞誉声中，也有人不无忧虑地指出，需要将道歉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予以制度性的确定，或许表明提升责任意识仍需要全方位的不懈努力，因此对深圳“政府部门失职要道歉”的制度前景不甚看好。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有益于建设责任政府的改变，有总比没有好，制度化总比非制度化好，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部门也需要不断调适、渐进变革，不可能“一夜建成罗马”。

　　实际上，由于历史因素和特殊国情，我国建设责任政府尤为不易。一方面，我们缺乏政府责任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古代，民众只是被驱使和奴役的对象，谈不上民众授权，更谈不上对民众负责、致歉。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汉武帝的《罪己诏》这类文书，但其与现代责任政府理念有天壤之别和本质不同。另一方面，旧的经济体制及管理思维仍有其历史惯性，还残存在一些人的无意识当中，对它们的改革远未完成。

　　2004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去年，在部署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工作时，温总理也明确提出，“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制度，是完善行政责任体系的一种有益的地方性探索，也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和良好开始。若能善始善行、严格坚持，当能增强职能部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民众的监督能力，从而不断促使权责对应、切实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