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情”可让生活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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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22 14:45:04 |
9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探讨了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问题。“不知情权”是否属于伪问题？《新周刊》给出的回答是：知情权仍未成功，不知情权尚需努力。
美国作家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中警示了社会的两种风险：奥威尔“一九八四”式的强权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式的欲望。如果说前者警惕的是那些剥夺人们资讯的人，后者忧虑的则是人们在浩如烟海的资讯中迷失。我们时代的尴尬在于：信息过剩与信息短缺并存，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数目字管理”与惜墨如金犹如“天书”的财政预算报告并存，或用《新周刊》的话说则是：你可能已经对林志玲的三围、小贝送给贝嫂的价值5万英镑的Bra了如指掌，但问你山西黑煤窑真相或广发借壳黑幕，你可能什么都答不出。
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永远是稀缺的：当年福特公司的一个大电机出了故障，一位叫斯坦门次的科学家用粉笔在电机上做个记号：“将此处线圈减少16圈。”事后要价一万美元：用粉笔画一条线一美元，知道在哪里画线9999美元。事实上，福特本人正是善用信息的高手。有一次，他在法庭上这样回应对方称其为“无知的和平主义者”的指责：当我只要一按办公桌上的按钮，身边随时有人能提供我所需的任何知识时，我为何要在脑子里塞满一堆普通知识，专门用来回答问题？
的确，在这个“一键即得”的GOOGLE时代（或曰百度时代），如果缺乏信息的梳理与组织能力，即使拥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也不过是一个现代书柜，哈耶克因此曾不无嘲讽地称一些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如果对照一下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的宗旨，苛刻地说，一些读书人其实谈不上有多少新知，撇除所谓的文人趣味，也不曾领略过真正的生活，充其量是“知道分子”罢了。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梭罗的哈佛高材生选择了凡尔登湖，在那里耕地、种菜，过起了最原始的生活。早在1978年，索尔仁尼琴就指出：“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今天，为信息焦虑症所困的人们，不妨尝试当一回“拒电族”，回归本真的你或将发现：原来生活是可以更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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