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岳虹，52岁。年轻时争强好胜，18岁下乡，25岁返城，嫁夫生子，丈夫却意外身亡，一个人独自带着孩子，生活艰难，心情郁郁。

    安冬手记：

    岳虹见完我之后的第二天，发来一条短信：我把跟你交流的事情跟儿子说了，儿子沉默了一阵儿后说，妈妈您太苦了，我也累了，咱娘俩一起找我爸爸去吧，找幸福去。

    我盯着手机屏幕半天，几次按键，几次删除，然后作罢，长叹一声。我觉得前一天的劝导全都白费了。

    这是个悲情女人，但也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请原谅我这么说她。这句话，前一天我采访的时候就跟岳虹说过。我一直跟她说，生活可以很苦，但如果心态还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对儿子也不公平。

    她也承认这一点，可她反复诉说的，依然是她所遭受的不公。她在跟我有气无力地说话时，不停地用水来滋润她的嘴唇，不然，一会儿工夫，唇上就会泛起一层白沫，因为唾液分泌不好。

    这是我在2008年碰到的第一个倾诉者。不，确切地说，应该是第二个。第一个，大老远跑来找我，因为女儿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情而烦恼，但他只想跟我说一说，不愿意见报。我说这不行，我们既然要采访，肯定要写成文字。尽管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但我还是陪伴了对方一个多小时，我不好意思完全拒绝一个满脸愁容的老人。

    忽然，我很想为自己鸣不平。近两个月时间，我被三个倾诉者“放鸽子”，一个30岁的女人，与老公离婚复婚又离婚，她说一定要跟我见一面，到了约定的时候，她却来电话说不接受采访了，原因是她母亲不同意；一个50多岁的大妈，怀疑丈夫跟儿媳妇有染，我推掉了另一个采访等待她，但临了她又不愿意说了，不想家丑外扬；还有一个40多岁的经商女人，在外地打拼，事业有成，但情路坎坷。我们在华苑的一个茶楼见面，聊了4个多小时，到最后她才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写，就当听一个故事吧。那时候我的脸色一定不太好看，因为我对别人的隐私没瘾。

    我之所以把这些说出来，就是想说明，这种情感交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双方找到一个契合点，倾诉者尽情诉说自己的心事，而我，尽可能地给些宽慰，让对方稍微开心一些，哪怕是一点儿生活的亮点也好。但在岳虹面前，我感觉自己很失败。如果我说：不要想着死，活下去就能找到希望。这显得很苍白无力，因为这话我已经跟她说过了，不止一次。

    意志决定命运。歌哭笑泪，是非成败，意志先不要被打败，这个，不知道岳虹能不能听得进去？ 

    如果说我还记得有比较幸福轻松的时光，应该是在我25岁返城以前。

    我唱歌好，从小学开始就经常参加各种演出。在我18岁要上山下乡时，老师舍不得我，她让我报考东方歌舞团，但没考上，所以我去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我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即使到了乡下，也担任个组长什么的，处处带头。即使在冰天雪地的河里，只要需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那时候我觉得前途一片光明，虽然想入党没通过，给我打击很大，但我总认为，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踏实肯干不会有错。年轻时的心思很单纯，苦不是问题，只要有事做，浑身都是劲儿。

    25岁返城，给我分配的工作是去扫马路，没人愿意干这个，但我干。那时我有很多想法，我白天工作，晚上上夜大和外语普及班，就想靠自己的努力熬出头来。

    不久母亲病重，我的负担加大了，除了工作和学习，我整晚守在母亲身边伺候她。这些事情我没跟单位领导说，单位领导看我时不时请假出去，觉得我不务正业，经常骂我。有一次骂得实在太难听了，我打了领导一嘴巴，结果我大会小会挨批写检查。

    就在这段时间，我认识了我爱人。我们是一个单位的，文艺汇演时，他弹乐器，我唱歌，慢慢熟悉起来。后来他知道了我家情况，觉得我特别不容易，经常有意无意地帮我。我跟他的交往，更多是感恩。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是单位的另类，没人愿意接近我，他是例外。

    在我们交往3个月后，我母亲去世了，我爱人帮忙张罗，还给戴孝。一年后，我嫁给了他，转年，有了儿子。

    我生儿子是剖腹产，本来还好好的，但缝合好伤口不久，突然大出血，整个人都躺在血水里，当时医院的所有妇产大夫都赶过来紧急抢救。那次，我的子宫被摘除。

    从这以后，我的身体非常不好，也几乎没有夫妻生活，这挺影响夫妻感情的。不过那阵儿的生活还说得过去，我在家病休，他上几天班，然后歇几天做点儿小买卖。

    1989年7月，突然发生了一场变故。这场变故，让我的生活完全走了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