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说，即使为了保持法的稳定，法律解释是必要的，那也应当遵循一条法律公理：“法律不明确或者有争议，应当作有利被告的解释。”因为如果允许作不利于被告的解释，那无异于让执法者行使立法者的权力，无异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谈何公平？“金融机构”原本是不能被“盗窃”的，但司法解释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将盗窃金融机构解释为盗窃金融机构的资金，这就导致一个结论：金融机构的钱放在哪里，哪里就成了金融机构，所以，ATM机是不是金融机构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里面装了金融机构的钱。这样的司法解释显然扩大了追究的范围，并且是挟以重刑的追究。

　　如果一定要解释，应当把“盗窃金融机构”解释为“以金融机构为盗窃目标”，这才是有利于被告的解释。因为金融机构这个封闭空间是设防严密的地方，以之为攻击目标，说明犯罪人恶性慎重、犯意坚决、手法高妙，所以才须课以重刑。拘禁的期限应当与犯罪人的恶性成正比，而许霆案一审量刑显失公正，正是因为被告人面对的不是一个森严的堡垒。既然犯罪行为无需艰苦的努力，无期徒刑就是不合比例的，违背了罪刑均衡原则。如果“动动手指、眨眨眼睛就能犯罪”，那是一种恶法，因为它极易陷民于罪。

　　ATM机不过是一台机器，机器不能受刑，但它的错误应当折抵许霆的刑期。被害人的过错可以减轻被告人的责任，义愤杀人之所以轻于无故杀人，就在于挑起他人义愤的人承担了部分责任。机器会犯错吗？这个问题是一个悖论：如果回答机器不会犯错，那它的交付是真的，许霆没有不接受的义务，绝无犯罪可言；如果回答机器会犯错，那它就不能免除错误交付的责任，况且它的背后站着它的设计者和主人。老板要为雇员承担责任，怎可不为他的机器承担责任？如果是屡次发生这种事情，那最要紧的是改进技术而不是加重刑罚，改善照明和路面条件肯定比提高刑罚更能遏制交通肇事；如果这事实属偶然，那么，“法律不关注个别”，不得为个别事件立法，因为即使不施刑罚，也不会有人再犯。“刑法是最后的制裁手段”，换言之，如果民事的、行政的手段可以解决问题，刑罚就是多余的；如果轻刑可以解决问题，重刑就是酷刑。(邓子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