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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米瑟斯曾在一次演讲中，以牛奶为例分析了政府管制价格的危害。他说，政府为了让贫农能够有牛奶喂孩子，规定了低于潜在市场价格的牛奶最高价格。但对于边际成本生产者来说，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低于其成本，他不可能长期承受亏损，只好停止为市场生产牛奶。于是，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导致牛奶比以前更少，需求却相对更大。以前牛奶虽然贵，但人们能够买到，现在由于供应短缺，要买到低价牛奶，人们只好排队去商店抢购。如此一来，政府采取的下一个措施便必然是配额制。      

    米瑟斯的这个例子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的情势。在某省日前召开的人代会上，便有代表建议恢复粮、肉票等票证制度，以保障民众特别是低收入者生活的必需品供应。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虽然不必担心这种“开倒车”的建议会真的成为政府政策，但此种建议背后的思维所隐含的对指令性经济和政府管制的崇拜在现实中却不是孤例，并且一有机会总要顽固地表现出来，因而我们不得不对此要格外警惕。     

    由于担心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加之春节涨价潮的到来，国家最近出台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规定面粉、大米、面条、食用油、牛奶和液化气等12种与居民基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商品的所有主要生产商和零售商，都必须在24小时内向政府通报任何一次性超过4%的涨价措施。从发改委有关官员的谈话中，看得出此次临时价格干预的用意是在市场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力求将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最合理的程度，但从下面一些省市出台的措施来看，要求申报备案的商品普遍比国家发改委规定的要多，有些地方规定列入价格干预中的商品只要提价就必须备案，不管幅度多大，个别地方甚至规定在春节期间不准涨价。       

    之所以出现这种将价格干预变成价格管制的情况，原因之一是，管制往往是一种方便的管理手段，特别是我们有着深厚的计划经济传统，一些人更对政府权力有着根深蒂固的依赖。这种源于管制理性主义的思维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可以充当市场的“救世主”，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制订出合理的替代方法并在合理的市场空间得以实施。管制理性主义最集中、最突出、最全面的体现就是市场的一切行为都要通过政府的审批，或者说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可以随时附加某种强制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