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群离国际大都会还有多远？香港智经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称：从现在开始的下一个30年，是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的黄金时期，粤港两地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其从与国际著名都会区的比较中得出结论：珠三角确实存在成为世界级都会区的基础和条件，但目前粤港间整合的状况和趋势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粤港两地在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要素的双向流动、产业竞争与合作的引导等诸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制度和政策安排上的不协调，使得两地经济内部所包含的互补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加速粤港经济整合的关键，是尽可能克服这些障碍。

　　粤港整合的渐次递进

　　智经认为，粤港经济整合的过程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关税区下的两个相连区域之间合作关系确立的过程，双方的合作需要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在CEPA框架下推进，需充分考虑“一国两制”框架下两地社会和经济各个层面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粤港经济整合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分别表现出产业整合、经济整合和制度整合的特征，后一种整合不是对前一种整合的取代，而是一种叠加，从而使得粤港经济整合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渐次递进。正是这种整合过程的渐次递进和整合模式的不断创新，才使得珠三角区域具有了都会区的基本特征。

　　智经把改革开放以来粤港经济整合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产业整合（1978-1997）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香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珠三角成功实现工业化。1950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随后开始工业化进程，制造业对GDP的直接贡献在1970年达至顶峰，为30.9%，对就业的直接贡献达45.3%8.第二阶段，经济整合（1998-2003）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粤港着力于解决各自问题，产业发展出现相对的分离，经济合作出现疏离，但最后达成新的合作共识。第三阶段，制度整合（2004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CEPA的签署进一步开启粤港要素流动的大门，制度安排为粤港经济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国际大都会：珠三角有三大不同

　　与纽约、东京、伦敦都会区相比较，珠三角都会区在经济总量、经济功能和经济

　　效率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和内部的不平衡，但是在硬指针方面，珠三角都会区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量居首，人口密度居中。

　　智经认为，相比以上国际都会区，珠三角有着以下特殊性：第一，珠三角都会区的非“单一核心性”。纽约、东京、伦敦都会区的发展和形成，均是以单一核心城市为主的自然有机发展。而珠三角都会区则以香港和广州为“双核心”。第二，珠三角都会区体制的非“同一性”。纽约、东京、伦敦都会区的发展和形成，都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同一体制之下的发展。而香港和澳门与珠三角经济区实行不同的体制，珠三角都会区包括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关税区，在都会区内部有海关，有口岸，有特殊的成本和效率的磨损。第三：珠三角都会区协作的非“简单性”。纽约、东京、伦敦都会区的发展和形成尽管存在行政管辖区域的不同，但是市场的力量是都会区发展和形成的主导力量。而珠三角都会区有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有作为广东省省会城市的广州，有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无疑增加了区域协作的难度。

　　区域内各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等种种因素的约束，使得珠三角无论在产业层级的高度性、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密切度、区域内市场力量和作用发挥的充分性远未达到应有程度，因而珠三角都会区与国际都会区比较尚显逊色。

　　珠三角都会区是一种思维方式

　　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珠三角的质量和层级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基本的路径就是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珠三角的质量和层级。就发展战略而言，珠三角都会区就不仅仅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思维方式，就是珠三角都会区内各种市场组织和公共组织，都需要认识到珠三角都会区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只有在思维方式上形成共识，才能顺利而有力地推进珠三角都会区的发展。

　　智经认为，珠三角区域内各城市的产业结构比例并不理想。集中表现在第三产业的绝对比例和相对比例均较低，部分城市第一产业的比例还较大，虽然第二产业的比例相对较高，但却存在同质化和低级化的问题。因此珠三角都会区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加速珠三角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产业转移升级已经具备内部基础与外部条件，构建世界级都会区平台，承接与积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功能需求日益迫切。珠三角目前产业升级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外迁”与“进入”能否同时顺利完成：即在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同时，能否吸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二者缺一不可。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是珠三角提升产业结构的关键。

　　对比长三角：珠三角更具优势

　　在两个三角洲内部，上海和香港自然处于领先水平，两地的金融服务非常发达，上海包涵全国因素，香港则是国际因素。即便他们都凭借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具一定的外溢效应。但不必保证各区域成员可获得实质性收益，尤其是以外地投资为主体的制造经济体，典型例子是长三角的苏州、珠三角的深圳和东莞。当剔除上海和香港两地的服务业表现，则珠三角的第三产业表现平均优于长三角。

　　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五大城市为例，首位的苏州第三产业增加值是1574亿元，逊于广州和深圳；南京和杭州是江苏、浙江的省会，但他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不到广东省会广州市的一半，甚至只是深圳市的56%、48%.此外，珠三角9市的平均值是1092亿元，高于长三角15市（上海除外）的742亿元，达47%之多。若再加入珠三角9市的地理空间远小于长三角的因素，珠三角的服务业的密集度和强度皆优于长三角。

　　此外，上海-苏州-无锡占长三角第三产业的比重是54%，广州-佛山、深圳-东莞四市占珠三角第三产业比重是91%，与工业比重十分接近。这说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度互动性以及制造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如果加上香港服务业的产值，珠三角制造工业衍生出的综合服务业产值极为庞大，乘数效应在长三角之上。

　　在全球追逐最低成本的同时，不单促使珠三角地区建立起初步且相对完整的制造基础，更深远的影响是催生了具有国际管理视野的珠三角服务体系过去10年，虽然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声势大于珠三角。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长三角的工业总产值在2000-2006年间，年增长率高过珠三角2.9个百分点，但工业增加值增长却缓于珠三角2.7个百分点。这显示出长三角的制造产值增长结合了大量国际和外来资源，而珠三角较多地依仗企业本身的增值率，以及地方产业的综合配套性。这现象在深圳尤为明显，说明珠三角和深圳已由加工组装制造方式，逐步朝着自主生产方向靠拢，加强了珠三角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本土自主性。

　　智经认为，珠三角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环和节点，从而使得珠三角都会区的产业成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应深入思考制造、服务间的平衡关系，重新调整产业发展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