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广州市两会上，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一语惊人： “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据2月19日 《新快报》）。”在公众普遍为看病难、看病贵而苦不堪言的背景下，卫生局官员的这种 “反调”令人深思。

    同样是看病，之所以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显而易见是所参照的标准不同。公众把医疗费与自身的收入和经济承受能力相比，而卫生局官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收费相比。

    所谓看病的难和易、贵和廉，是当事人所要承担的支出与自身经济承受能力两相对照后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国人与洋人收入水平迥异，拿国人与洋人看病支出的绝对值比照，无法反映国人医疗费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当然也就不能说明国人看病是难还是易，是贵还是廉。外国医院收费贵，可洋人却并不为看病发愁，因为他们的收入高，医疗费在其中所占比例小。

    卫生局官员只注重 “国际标准”，而忽视我国的实际情况，得出 “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的观点，其实是反映了卫生系统存在的一种不平衡情绪。当前我国医疗体制还存在诸多缺陷，一方面， “我们不像国外那样有共助互济体系”，患者不管疾病大小，医疗费支出都要由自己承担，造成普遍的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这种昂贵的收费是由制度之外的非正常因素所导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利润被药品贩子之类的第三者通过非正当途径瓜分，而医生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认可和保障。

    制度缺陷导致医疗领域乱相丛生，患者付出的巨额医疗费是一笔糊涂账，而一些医生收入高，也主要是靠红包、药品回扣等非正当手段获得。由此造成医患双方的心理不平衡，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医生则恰恰相反，认为医疗费还贵得不够，没有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