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社会主义！”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车”上，总会有张简单的表格和一支笔，司机要记录下每一单生意旅客的人数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检查。中国留学生沈青山介绍，这是为了“防止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出租车公司是国有的。

　　用外汇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只准外国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个不完全属于古巴民众的世界。就连街上的出租车都明确区别：有空调标志的轿车，是用CUC支付的，“古巴人一般决不至于拿半个月的工资打一趟车”，沈青山说。而大多数古巴人所谓“打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前苏联大轿车。更准确地说，这是轿车模样的公交车。

　　因为石油短缺，卡斯特罗一声号召，古巴所有的公车私车，都招手即停，只要顺路，谁都可以搭车。

　　每天下午1点钟和晚上8点钟，4家国有电视台统一播放国家新闻；古巴惟一的中文报纸《光华报》的编辑蒋祖康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的报纸上关于古巴的新闻，就直接从《格拉玛报》、《劳动报》、《古巴青年报》等官方报纸上面翻译，“没有自己采写的报道”。

　　公交车站总是排着长队，因为很久才有一趟车；冷饮店前总排着长队，约3毛钱人民币的冰激凌总是稀缺；兑换外汇券CUC的地方也总排着长队，因为只有外汇券商店才能买到洗涤剂、家电甚至好一些的卫生纸。“这是一个排队的国家。”哈瓦那大学光学专业的博士生胡里奥说。

　　回顾古巴历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吴洪英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逼卡斯特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封锁根本上限制了古巴发展，只能由国家统一协调有限的资源，向苏联一边倒。”

　　1960年8月6日，古巴的美国炼油厂拒绝加工苏联石油，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对美国在古巴的炼油厂、糖厂、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实行国有化。次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性质。第二天，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古巴流亡分子在猪湾登陆，却迅速被击溃。

　　“菲德尔确实厌恶资本主义。”多次担任卡斯特罗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他常说，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评价资本主义，因为他亲见过哈瓦那曾经的糜烂和腐化。”

　　卡斯特罗把海外援助和大部分财政“都用在农村建设上”，“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农村变化最大，中国的许多农村比古巴农村要差得多。”陈大使说。

　　在哈瓦那，革命几十年来，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个商务中心、一所新的大学，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建筑。

　　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工作岗位，古巴制定了19级的工资标准，最低225比索，最高525比索。全古巴劳动者，同级别就拿同样的工资。

　　吴洪英研究员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概括古巴的各项社会分配制度；曾在中国留过学的古巴人SraTaoLi说；“古巴人生活很愉快，有酒有饭，有学习，有医院。我们过得安静，没有枪，没有毒品。”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社会主义！”在古巴生活了17年的王政感慨。

　　古巴关键词

　　专访古巴共和国驻华大使：我们在解决问题

　　“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

　　“古巴面临很多困难，经济也的确落后。”前中国驻古巴大使陈久长介绍，“但古巴共产党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一是因为社会公正，二是因为清正廉洁。”

　　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1992年7月，古巴媒体曾报道，古巴官方以“工作无效率”为理由，撤掉了小卡斯特罗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

　　古巴政府拥有3辆奔驰，用作礼宾车。此外，所有官员的配车都是没空调的拉达。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仍住在破旧不堪的祖宅，也没有警卫，妻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干群关系非常好，”这是吴洪英对古巴后最深的感受。

　　在陈久长大使看来，古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古巴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在政治上没有欠账，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成为古巴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每次古巴召开“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会)，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代表们可以自由发言，向包括菲德尔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提出任何意见。”王政特别提到，一名代表直接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卡斯特罗也直接回答说“尽管这个话题不适合在会上讨论，但是请你会后来找我，我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不过，平均与效率，仍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哈瓦那街头，使用古巴比索的商店，柜台里只有几个齿轮、几瓶油、几朵干花，还有几件衣服。即便是顾客排长队的使用外汇券的商店，乍一看商品摆满了柜台，但是衣服都是一种款式，只颜色不同，记者甚至看到了“Nike”的标志，但货架上也只有老旧的几双。

　　23街是哈瓦那最繁华的街道，国营的咖啡馆只提供两种饮料两种点心，服务员对外国游客爱理不理。路边三三两两的壮年男人，百无聊赖地打量着路人，间或有人伸出手来：“给我一块钱，我去买点儿什么吧！”

　　转角，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要雪茄吗？从厂里拿出来的，绝对是真货！”

　　倒是满头银发的佩德罗老人，在21街的一个国营餐厅弹钢琴，每天都能收到一点小费。被问及革命前后的区别时，他说，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只是革命前他是独立音乐人，革命后他隶属于一个国有音乐公司，由公司给他发工资。“不过，不管谁上台，总是会喜欢音乐的。”他微笑着说。

　　罕见的“市场经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那时候美国进口的福特、凯迪拉克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六七十年代，古巴成了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最前线，那时候苏联援助的拉达、波罗乃兹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

　　但1991年苏联解体了，援助取消了，国际蔗糖价格暴跌又使古巴制糖业一蹶不振，古巴的经济失去了重心。

　　陈久长大使回忆，在1990年至1993年古巴最困难的时期里，“许多人议论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同事还开玩笑，要陈大使“做好跟卡斯特罗重新上山打游击的准备”。那时，中国驻古巴使馆甚至开辟了自己的菜地，以应对市场短缺。

　　穷则思变。1991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将“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发展私营经济，培植小规模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古巴开始允许美元在古巴市场流通；他们还对外资开放了部分行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的翻译本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强调，中国改革的经验对古巴很重要，“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四条街市场”是哈瓦那为数不多的几家农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大约100个摊位，并没有满，但是叫卖声一直沸腾着。看见有外国人进去，小贩们喊得更响了。

　　“市场经济”是这里的准则。摊主自主进货，自负盈亏，交了摊位租金，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卖橙子的少年马尔罗从关塔那摩来到哈瓦那，运气好时，一天能赚到200多比索，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