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上放着美国生产的可口可乐　本报记者 史哲 摄


　　卡斯特罗参加对蒙卡达军营发动自杀式攻击53周年纪念仪式


古巴“革命广场”，一次百万人集会刚刚结束，几名工人开始拆除为阅兵而搭建的观礼台，远处是古巴的国家内务部大楼　本报记者 郭力 摄

　　
　　哈瓦那最大的外汇商场的服装区　本报记者 郭力 摄

　　 人民网·天津视窗2月28日电：

　　平均工资相当于二百四十元人民币。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

　　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

　　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

　　公交车、冷饮店、外汇券商店总排着长队。

　　哈瓦那已经在雨季的末尾了。雪茄色的阴云下，加勒比的海水几乎是黑色，间或的，有阳光从云层中钻出来，洒出圣洁的几缕。

　　在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直接对峙中，古巴，这个西半球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将近50年。

　　2月25日，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完成了最高领导人的交接班。82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了，美国国务卿赖斯期待的“巨大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劳尔·卡斯特罗说，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当前的“要务”，同时也强调“务必以全面、连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而当全世界都在试图从古巴新领袖的言行中寻找“改革”的暗示时，哈瓦那人还在继续、重复着自己的生活。傍晚，灯塔下，西班牙式小楼透出了晕黄的灯光，三三两两的钓鱼人正在收线，三四尾的鱼获将会是一家人的晚餐。有名卖艺的青年，吹着长号，曲子是披头士乐队的“Hey，Jude”。

　　最重要的小本子

　　米莉安一家住在“美洲棒球场”附近。米莉安的父亲是国营企业的副总经理，全家月收入800古巴比索(约240元人民币)。这在古巴已算高收入，古巴的平均工资大约只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即便卡斯特罗，月薪也只相当于人民币300元。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和大多数古巴家庭一样，缝纫机加上蓝色塑料布用作电视柜，冰箱的门关不上了，就焊上一个插销。

　　而国家配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绿纸皮的小本子。

　　本子的第一页，登记了全家的人数和年龄，第二页登记着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资，包括：3.5公斤米，0.7公斤黑豆或红豆，2.5公斤糖，1块肥皂，10个鸡蛋，0.25公斤菜油，1包咖啡，1公斤鸡肉。

　　每个月头几天，米莉安和妈妈一起拿着小本子到附近的“国营供应点”，只要有这些物资到货，他们就以国家统一规定的便宜的价钱购买。比如，前5个鸡蛋每个约人民币5分钱，后5个3毛，再想多买，就要更贵。

　　发黄的日光灯管、几个趴在柜台上聊闲天的工作人员、墙角边的十几袋大米、装菜油的大木桶，这几乎就是哈瓦那一些“国营供应点”的标准配置。

　　“前两天菜油还没有到货，不知道这两天来了没有。”米莉安的母亲摇摇头，说，“本子上的东西，基本上够全家吃一个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买了。”

　　国外的亲戚寄的，企业在计划外生产的，甚至是从工厂“顺”出来的——哈瓦那人总有自己的办法，拿货到“黑市”上卖，并且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黑市”价格高于国家定价，但基本能满足古巴民众生活所需。

　　就在这个社区的“国营供应点”隔壁，一扇窗户开了，开始出售自制的朗姆酒，大约5块钱人民币可以买到0.5公斤。附近的居民正在排队，争相购买，但一看到记者举起的相机，马上就散了开去。

　　而米莉安家的冰箱里，也有一个生日蛋糕，还有那么一瓶“雪碧”。

　　米莉安家最新的电器，是一台中国生产的电饭煲。2006年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台电饭煲和电冰箱，从古巴最穷的乡村开始，平均分发给全国的民众。“冰箱大概也快了。”母亲说。

　　“国营供应点”门前张贴着配发给各户冰箱的领取情况。这是古巴和中国海尔公司谈判进口的，据说多达数十万台。它们被优先供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直到2006年底才刚开始在首都配发。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告诉我们，这体现了卡斯特罗的一贯思路，“优先照顾穷人和最不发达的地区”。

　　“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亲刚刚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医生的诊所，米莉安的父亲花了大约3块5毛钱人民币，这是3针青霉素的钱，在古巴各级医院，所有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

　　Zemo是这片社区120户家庭、600多人的“家庭医生”，他负责这里的疾病预防、诊疗以及社区防疫等。病人只有经过家庭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入上一级综合诊所或医院医治。

　　他要为管区内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过重病的居民，他还要定期探视和回访。诊所配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就诊室、候诊室、检查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独具古巴特色的“家庭医生制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米莉安的父亲对国家的医疗制度也有微词。“住院是不收费，不过要想有好一点的康复条件、好一点的伙食，也需要付费。”“医院、医生也总是有好坏之分，而且想早点得到治疗，或者去好一点的医院，就需要关系和送礼。”他说。

　　不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依然认为：“在最近几年卫生领域采纳的众多建议中，也许没有一项像家庭医生这种制度更能得到这样大的社会成就和医疗界的反响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国人，看见我们的医生、教授为他们服务，分文不取，他们就明白了，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古巴律师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说。

　　18岁的米莉安在技校学电脑。她父母并不担心学费，古巴各级教育都免费。古巴驻华大使埃尔南德斯介绍，“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也没有停办任何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学校的校舍是危房”。

　　Medardo Montez Cadiz教授在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系担任教务长，他说，哈瓦那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有质量的学生为国家服务”。

　　古巴也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其中所有专业必考的科目是历史。在Cadiz教授看来，“清楚古巴的历史与现状，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培养，都很重要。”

　　米莉安技校毕业后，也可参加“高考”；如果考不上，她还可选修“社区大学课程”。“社区大学课程不需要考试，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Cadiz教授说。

　　哈瓦那大学曾经培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则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其中的佼佼者，被誉以“社会工作者”、“卡斯特罗的儿女”，他们在学校和其他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工作，是古巴未来的干部储备。

　　而哈瓦那大学的各级党委，并不直接参与行政，主要的工作是替上级监督学校行政教学机构的工作。

　　年轻人常有自己的想法。哈瓦那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赵威尔，曾参加过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班会。一次反美游行，班里有4个古巴同学没参加，出勤率全校最低，校学生会特地召集全班同学，讨论“是否应该参加游行”。

　　“那4个同学坚持说，不参加游行是‘基本的人权’，然后背起包就走，教室里居然有零星的掌声。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被‘社会工作者’找去分别谈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