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2月4日电：不久前，笔者参加了一个“教职课程”（相当国内师范大学）学生的“验收”。这是我的学生在高中教育实习最后一课，他讲授的题目是“和平宪法”。

    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学生没有照本宣科讲一通日本战后制定宪法的过程，而是以当地乡土历史引入教学，把明治时代当地小学教师千叶卓三郎（1852-1883）草拟的《五日市宪法草案》与战后宪法比较，说明战后宪法并非美国强制，而是民众由来已久意愿的反映。

    那次教学“验收”会后，当地高中教师带我参观了“五日市乡土馆”，里面保存着19世纪70年代末多摩地区普通居民学习、研究宪法的资料。笔者看到的泛黄的蝇头小楷笔记，传达了那个时代日本下层大众对民主社会设计的意愿。当时居民学习的题目，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其内容包括“宪法应由国民决定还是由国王决定”、“国会应实行一院制还是二院制”、“是否可以拥立女皇”、“皇宫应建在东京，还是应该建在乡村”、“是否应向众议员支付工资、支付工资有何弊端”、“是否应废除死刑”、“是否应给人民武器”。

   应该说，“日本将走何种道路”，长期以来一直为亚洲舆论关注，也存在各种观点。而实际上，100多年来，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国内也一直没有停止论争。

    对日本未来国家走向的关心，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人们对目前日本和平宪法与民主制度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稳定，存在疑虑与担心。在日本，改宪派与护宪派形成两大阵营，相互对峙。改宪派的一个主张是，战后宪法是美国强加的，乃日本之耻，应予修改，实际上，这种言说虽不占绝大多数，但已经让不少人动心。

   面对改宪派挑战，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奋然而起

   世界上，没有对民主制度永恒的保障，即使制定了当时最先进宪法的魏玛共和国，也可能从民主制度合法演变为法西斯主义的。怎样防止民主制度的倒退，是全世界普遍的课题。考察战后日本民主社会构架，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国民主权、基本人权”三大基本原则不应低估，但是，笔者认为，另外还要考虑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得以实施的若干非结构性条件。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战败与联合国军对日占领，是战后日本民主制度建立的重要契机。此外，战后全球自由贸易制度的日益健全与发展，对日本和平发展应有相当贡献。再从国内因素看，战后长期的和平与繁荣，让日本民众珍惜和平发展路线，增强了日本民众和平发展的信念。另外，日本战后民主制度，通过长期实施定期的自由选举，让民众获得民主经验，这也强化了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此外，民主制度需要不断再生产，才能维系、发展自己的使命。例如日本的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宪法是必考科目。这种宪法教育，每年培养了大批效忠民主制度的人才，对民主制度下的司法、行政机构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教育下一代孩子心中培养宪法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数十万中小学教员，他们对下一代的民主观念具有巨大影响力。

    在此，笔者想指出的是，战后日本民主制度能够维系至今，是因为日本存在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基础。例如，面对前述改宪派挑战，日本市民感到强烈的危机，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奋然而起，于2004年6月在东京成立“9条会”，捍卫宪法第9条。主要发起人都是日本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包括井上厦、梅原猛、大江健三郎、奥平康弘、小田实、加藤周一、泽地久枝、鹤见俊辅、三木睦子等。

    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希求正义与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以权发动的战争，永远放弃以武力威胁、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为实现上述目标，不保存、拥有陆海空军事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在东京9条会成立之后不久，全国各地的9条会如雨后春笋，陆续成立。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日本全国有6000多个9条会团体。这些团体并没有中央机构，而是普遍的民间团体，唯一目的是保卫宪法第9条，他们的口号是“永不修改第9条”。

    战后宪法本土根源说反映了日本护宪运动的不安

    如何理解这种广泛、持久的护宪运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维系战后日本民主制度的力量？美国驻军日本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对日本现在的评估、以及中日关系未来的展望。

    首先，日本实施民主宪法，1亿多人在60年间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保持了一种和平状态。这是应该高度评价的事实。尽管存在各种反和平的声音，但是，作为民主根基的定期、普遍、差额的选举制度存在，言论自由制度存在，保障了日本民主社会的稳定。

   但是，对这个国家的和平制度，许许多多日本知识精英又存在“远虑”与“近忧”。对和平宪法第9条的修改动向增加了这种忧虑。数年前，美国对伊拉克攻击前夜，日本各界数千人在各主要报纸刊登反战广告，我在《朝日新闻》整版广告中发现我同事的名字，而他平时非常事务化、生活化，很难看到他的政治倾向。美国的单边行动增加了日本各界对自己国家未来的忧虑，这些忧虑又与亚洲各国舆论的疑念交织在一起，编制了一幅亚洲的日本观。

   笔者前述那个学生的讲课，其实是对“战后宪法美国强加论”的反击，也是战后宪法本土根源说的一种表达。这种对宪法来源重构的尝试，其实也反映了日本护宪运动的不安。而事实上，对宪法9条的修改，可能不久即将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重大局面。最近，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与一个记者合作，编了一本书，专门给年轻一代的读者看，题为《写给那些认为即使改宪，也不会发生战争的人》。书中对“改宪”后日本是否对亚洲和平构成威胁表示担忧。然而，在另一面，赞成“改宪”的人主张之一却是反对“一国和平论”，要为国际“多做贡献”。

    日本民主将往何处走？日本这场对民主的讨论已经超越了一国范围，而延伸到亚洲范畴，成为一个亚洲地区稳定的话题。因此，对中日两国乃至东亚地区来说，探讨更大规模的和平发展框架，已经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作者刘迪是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