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0日，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做客新华网访谈，解读2008年财政预算报告。

　　主持人：去年财政收入增加到5.13万亿，这个增长的速度是否是适合的？有人说可能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马海涛：这个问题在媒体上也不仅仅只针对5.13万亿了，刚才我讲到从财政收入99年突破1万亿大关后，大家对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甚至国外有些媒体也曾经有所议论，比如美国《福布斯》杂志，当时搞了一个全球税收负担排行，用了一个指标叫“税负痛苦指数”，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排第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一可能是法国、第二是比利时、第三是中国。2006年我们好像是排在第二，2004年也是排在第二，2002年的排名也比较靠前。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首先我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从总体上我认为是合适的。也就是说我们从1999年突破一万亿大关，用了五年的时间（从1999年的一万亿，2003年超过两万亿）用了四年的时间，2003年两万亿到2005年三万亿用了两年时间，从2005年三万亿到2006年接近四万亿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年我们增加了一万亿。我觉得这首先反映了我们国家财政实力不断的增强，也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大家为什么说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呢？大家看到的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是前者大于后者。我从2007年5.13万亿的数据来看，我认为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因素得益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因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所带来的是工业附加值的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增加、企业效益的提高等，从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

　　另外和我们的产业结构也有关系，这个结构就是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一、二、三产业的附加值，从这几年来看第二、三产业的附加值增加得非常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002年大概是81%左右，而现在我们是88%左右，所以这也是使我们财政增长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是和我们的政策性因素有关，比如2007年政策性因素很多，比如大家都清楚的，由于股市很活跃，很多人参与股市的交易，再加上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提高，所以带来印花税收入增长很快。再比如铁路运输企业一次性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还有比如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减少退税相应我们也就增加了收入。这些因素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原因。

　　第四个因素我觉得就是加强税收征管的因素，我始终认为这一块对1999年后财政收入的增长功不可没，在整个大的税制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当然，也有减少的调整，比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财政收入会减少一块，比如增税转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实际上这也使我们减收了，还有我们调整了个人所得税，工薪薪金费用的减除标准等这些有减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税收制度没有大调整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我们完善、强调依法治税、加强税收征管，把我们过去应该收的税，比如50年代初政府应该拿100块钱税，但是收不上来只拿到50块钱，但是国家这几年税收征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我们现在拿到的是75%甚至还要多，这块提高的空间是很大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我没有向纳税人多征税，本来是应该收来的，只是我在加强征管，比如过去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意识不是很强，一般老百姓不知道要交个人所得税，而现在我们自动申报纳税，比如12万申报，我们认真在填的。像北京地区个人所得税增长幅度还是很大的，在全国来讲也是排得比较靠前的，这是由于治税理念、纳税理念所形成的。

　　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有价格因素的原因，还有统计口径的问题，因为我们财政增长率是按照现价计算的，而GDP增长率是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07年GDP统计24.6万亿，比上年增长11.4%，而现价计算实际增长率是17%，这样17%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所谓的23.4%差距会小一些，如果按照原来算的11.4%大家觉得差距太大，如果按照17%来算这个差距还是能接受的。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认为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并不是偏高的。当然，我也要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按照财政收入除上GDP的比重来算确实不高，但是也确实有一个我们不得不忽视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非税收入，我曾经讲过非税收入保守地估计至少要两万亿，如果你把5.13万亿再加2万亿就是7万亿多再除GDP的24.6万亿的话这个比例就比较大了。这里面就有一个政府收入和财政收入的统计问题，所以下一步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要减轻纳税人或者社会公众非税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