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黄永胜：1955年上将，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

    吴法宪：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

    李作鹏：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

    邱会作：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

    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就是被认为卷进“九一三”事件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当然更没有想到，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虽然逮捕(称离职反省)是在11天以后的9月24日，但从9月13日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都被监控了，基本上无所事事。1980年审理“两案”时已经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逃跑有关系，可惜这已是十年铁窗之后的事情了。其实，早在1973年底，主持实际工作的林彪专案组副组长纪登奎就向中央报告了审查结论：黄、吴、李、邱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毫无关系。

    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事发当晚，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李德生回忆，9月12日晚，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讨论他即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邱参加了会议。

    实际并不是这样，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这一天晚上来开会的有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康生、黄永胜、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等。

    吴法宪没来，他是宪法起草领导小组的。费四金说的也不完全对，邱会作也没有来，他和李作鹏是9月13日凌晨4点左右从家里被叫到人民大会堂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黄、吴、李、邱四人中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

    9月12日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办公，也就是说黄、吴、李、邱没有聚会，如果要搞阴谋活动，好办得很，黄永胜一个电话几个人就可以集中活动，完全以工作名义。而且那时也没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只要有事就办公。可以说，9月12日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逗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四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这时就到了中午的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后，黄在看未阅的文件。黄住在西山9号，房子下面就是军委前指。若大的工事，司、政、后指挥系统，电台、军委一号电话台、发电机、水井、一个加强团几个基数的武器、弹药，三千人半年的粮食、肉类罐头、蔬菜罐头以及被服、药品，办公区、警卫区、大礼堂，一应俱全。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总理事先也不知道，政治局的成员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可见原定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时黄、吴、李、邱的心情还不错，一是他们对主席的检讨，在主席那里过了关，虽然，主席在南巡时对刘丰等人说“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李作鹏从刘丰口中得知)，有些不理解，但总无大碍，无非再接着检讨。主席喜欢占上风。二是黄、吴、李、邱经过艰苦努力，经过和江青几次舌战，终于同意军队解放一批干部，国庆节要上天安门亮相，诸如张宗逊、杨勇、梁必业、肖向荣、李雪三、张贤约、王诤、王恩茂、吴克华等等。三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黄、吴、李、邱均有重任，黄为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也是副总理，李、邱也是副总理；吴是副委员长，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要康生当委员长，而不让朱老总当委员长，总理还叮嘱这几个将军在会上不要再议，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们几个的。

    文革前政治局开会，书记处开会，按中办的安排进行，文革时就不同了，毛主席走上一线，亲自统一指挥党、政、军。因此，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3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中午饭，开会到下2、3点，然后回去吃夜餐，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