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庄稼专家”陈永贵从大寨走进中南海，毛泽东把他作为“新鲜血液”注入中国政坛，并将他逐步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高位。他的发迹史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但他的飞黄腾达并没有改变他传统农民真诚纯朴的性格。
闯过政审关
在陈永贵的《党员登记表》中有他参加过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记录。据他儿媳的伯父赵怀礼说，陈永贵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支左”部队负责人也说，那时群众称他为“陈二鬼子”。
陈永贵本是穷光蛋，为了改变自己，1942年他27岁时，既给日本人办事，又与八路军保持联系。不久被宪兵队以“通匪”罪逮捕，敌伪档案说他自首“归顺释放”。日本投降后，陈永贵被称为“二鬼子”而当作汉奸嫌疑对象批斗，险些丧命。由于陈永贵是“赤贫”、“无产者”，所以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和房屋，从此他非常积极参加政治运动。
陈永贵当党的“九大”代表时，想到自己这段历史问题，心里很虚，就找“支左”部队汇报，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请罪。”接着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1968年9月，“支左”部队将情况呈报周恩来。不久，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大寨时对“支左”部队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能当代表。”
与此同时，“支左”部队通过北京军区党委向毛泽东报告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这道“最高指示”绝对保密，只在少数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也许毛泽东认为陈永贵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人，所以对他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这样，陈永贵得以顺利过关。
毛泽东树典型
1964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到了邢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大谈陈永贵如何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艰苦奋斗创奇迹，称他是山西省改变贫穷面貌的好典型。毛泽东越听越高兴，竟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泽东听了一天还不够，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业学大寨。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就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6月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12月三届全国人大开幕，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他以特殊方式举行家宴，共进午餐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大区书记，还有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入席时，毛泽东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
在这样的背景下，刚50出头的陈永贵声望日隆，备受关注。周恩来三上虎头山，郭沫若把虎头山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而毛泽东虽未到过大寨，但寻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想法十分吻合的“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的典型。此后，大寨按照政治家的某种需要，不断被加工改造，被大树特树。客观地说，大寨在前期还是非常讲究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所以周恩来概括大寨精神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但后来随着“文革”的兴起，却成为推行“左”倾路线的一个出类拔萃的样板，陈永贵也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被推上政治舞台。
走进中南海
1967年2月，陈永贵以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身份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开始了他的从政岁月。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他是主席团成员，自然当上中央委员，这一晋升，极其引人注目。1971年9月，林彪集团崩溃，多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一批中央委员也被牵连其中，高层政治舞台留下许多空缺，中共“十大”被迫于1973年8月提前召开，陈永贵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陈永贵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短短几年中，陈永贵奇迹般地从虎头山走进了中南海，并成为中共高层核心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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