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批准了天津市2006年上报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消息一经披露，深沪股市与滨海新区相关的概念股大幅上涨，持续多日一跌再跌的股市也出现难得一见的翻红走势。市场信心的恢复，源于对滨海新区发展前景的认同，也是对国家区域型改革的方向投下赞成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推动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成渝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长株潭和武汉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2008年，又积极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试验。可以看出，体制改革正在沿着两个方向延伸，就是把水平型的改革和垂直型的改革结合起来。在水平层面，改革的目标无疑是形成更多有活力、有创造性、能够吸纳各类资源与要素并不断提高竞争力的区域；在垂直层面，改革的目标立足于建设职能清晰、定位分明、更能体现效率、责任与执行力的服务型政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的发展历程显示，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体制改革，既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动力的前提，也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需要。

　　区域层面的改革赋予了相关区域先行先试的自主权

　　国务院对滨海新区的批复秉承了2006年5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滨海新区开放开发的意见》精神，在金融、土地、行政改革等方面，赋予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权利；而天津方面报送给国家有关部门的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是对改革方向与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除了滨海新区外，其他几个试验区详细的改革实施方案，相信也在按部就班地行进于制定、完善与报批程序之中。

　　从的改革试点范围与方向看，本轮改革可以说是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上的综合配套改革。天津的滨海新区瞄准开放开发方向，强调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在辽阔的配套改革试验范围内，推动金融、土地、行政管理、城乡关系、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试验；湖北与湖南的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立足于新型工业化的方向，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其核心是要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区划界限，克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中不协调、不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建设内有融合性、外有竞争性的城市群经济；成渝进行的改革方向更为清晰，就是要统筹城乡关系，破除城乡分隔的体制机制瓶颈，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而改革试点范围的多区域分布，也体现了统筹区域发展的涵义。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轮改革所设置的沿海、中部和西部试验区，都是资源与要素禀赋条件较好，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通过搭建改革平台，赋予相关区域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行先试的自主权，可以将区域内外的各类生产要素有效集成，进一步塑造比较优势，提升竞争优势，使这些具有潜在高增长能力区域的经济优势得到极大发挥。在推动本地区科学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

　　可在更大区域范围推进综合配套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改革试验过程中，许多地方都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希望加入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范围。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强烈的改革愿望，多数改革要求也合情合理。从政府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原则看，地方政府提出的改革方向都与国家的改革方向相一致，符合国家公平改革、全面、持续、协调改革的要求，可以广泛论证的基础上，扩大改革试点范围，以更多地区的改革，促进区域经济的科学发展。

　　去年以来，辽宁提出的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河北曹妃甸提出的扩大开放开发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深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都与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和国家的改革方向相一致，这些改革与振兴东北、促进京津冀地区快速发展、加快深港一体化和促进珠三角分工和融合的大局一致，应该开展基础性的改革论证工作，在条件成熟时加以批准。

　　在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扩大两型社会的试点范围很有必要。尽管湖北与湖南被批准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更科学的定位和改革方向应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山西、内蒙古、陕北、宁东接壤地区、安徽的两淮地区、以河南中部为代表的中西部能源重化工基地和辽宁的中南部、山东的胶东半岛、河北的唐山、甘肃的兰州等为代表北方重型加工制造地区，都以钢铁、化工、煤炭、电力、装备制造等重工业为基础，能源资源消耗较高，环境污染突出，在这些地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配套改革，加强政策引导，规范市场准入，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既能名实相副地与当地的产业结构相匹配，又能与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结合起来，应该有更好的改革实施效果。

　　广西的北部湾、福建的海峡西岸、海南省、山东与东北的一些沿海、沿边地区，处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区位条件优越，具有加快发展的潜力，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地区建设开放开发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有各自独特的优势。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明确要求。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国应该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对研究工作的要求，也是对产业发展的要求。在我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明显优势，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逐步形成的背景下，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打造融产学研于一体的技术创新和转化平台，为塑造和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位，争夺世界高技术产业的新优势打下基础，符合党中央的期待。在我国一些产业基础和科技基础较好的地区和城市，如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成都、关中地区、沈阳--大连城市带、山东半岛等地区，通过建设自主创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瞄准世界技术创新的前沿领域，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平台，集成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要素，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融合和发展，将有助于奠定中国在下一个时期经济竞争的新优势，为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快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至于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更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在广大的区域范围加以推进。

　　建立和完善改革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目前，一些已经进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行列的区域已经提出了改革的试错权的命题。提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十分重要，既然改革是一种探索性的试验，改革当然容许试错，但是，需要通过科学的改革方向设计避免出错，还需要通过公开改革路径、加强改革讨论的方式减少改革出错的概率，提高改革的成功率。同时，还要善于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改革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还取决于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改革政策。在这方面，前人就有一些成功的做法。朱熔基同志任总理时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推动大部门体制改革方面的经验，值得今天在深化改革和加强政府调控时加以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赋予地方政府在改革方面的试验权，既是一种政策激励，也是一种现实要求。深圳在改革开放后充分利用了国家赋予的政策，在改革成效上比其他几个特区更大更明显，并且成功地集聚了华为、中兴通信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形成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良好基础。今天的改革，虽然赋予了不少地区的自主权，但是如何运用好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先试权利，还需要强化约束机制。就是要建立激励与约束对称的改革机制，强化改革中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减少改革可能的出错风险，提高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目前，不少地方都提出在金融、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试验要求，力图通过改革方式的推进优化资源配置。但是，这些都是具体的改革手段，赋予改革手段必须与减少风险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相对应，并且要明确地服务于改革的最终目标。尤其是在美国发生金融体制风险的情况下，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方面应该把握改革的平衡性，加强改革中的规则设计。没有约束机制的改革，便很难最大化改革的成果，改革的成效就相对有限，甚至出现改革中不和谐、不平衡的状况，进行的改革试验也就缺乏推广性，对未参加改革试验的区域也显得不公平。

　　拓展改革范围，把握改革路线，扩大改革参与，加强改革监督，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要求。应该通过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体制改革，以改革推动开放，以改革促进创新，以改革加快发展，以科学改革的新思路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创造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