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凄风苦雨 灵柩运回故乡与夫人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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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21 18:34:24 |
“大姐，你没说，我们是邓先生邀、邀来的吗？”潘兰珍窘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连声音也小得听不清楚。
“唉，邓太太说，她这儿房子紧，请你们另外想想法子……唉，陈先生、陈太太，你们看啷个办喔？我们邓太太的脾气，你们恐怕是不知道的……”
听了护士的几句话，陈独秀真好像置身冰窟再被一瓢冷水从头淋下。潘兰珍紧紧地咬着下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邓太太一直是将陈独秀当作“危险分子”避而远之的。早在1919年6月，那天，当陈独秀在北京一家屋顶花园向下抛撒传单被埋伏的一群密探抓捕时，楼下的邓仲纯仍在台球场内旁若无人地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挨次放到茶桌上。要不是被押下楼的陈独秀有意大呼大嚷，以暗号通知，那天的邓仲纯当然也成了军警捕获的又一个“猎物”。得知此事，受惊不小的邓太太常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煞是抱怨。
两年后的一天，陈独秀领着一个陌生人，极其神秘地住进邓仲纯家中。此事因邓仲纯一再打招呼，除保证招待好两位客人的住宿外，还得千方百计确保他俩的安全，弄得邓太太整天提心吊胆，好生不快。后来她才知道，那个陌生人叫瞿秋白，他和陈独秀是一道去苏联的……
邓太太对这些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今日正巧她家先生外出，邓太太心一横，便赏了来客一个闭门羹。
“好，好！我们走。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愿寄邓太太篱下！”陈独秀临走时忿忿然地嘟哝了一句，他的脸色也由绯红转到铁青。
陈独秀不再顾及小客栈的简陋和肮脏，在那儿租下了一间单房。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介绍，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稍事安歇后，陈独秀即给避乱赴渝的三子陈松年发去一信。陈独秀在给儿子的信中，不无感慨地略述了江津的这一段遭遇：“……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不幸丧母
如果说，投宿遭拒是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那么接踵而来的丧母，则是给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带着妻子、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时至初冬，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并为其太太做了一番“自谴”，陈独秀遂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陈独秀自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次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从而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实在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这可怜的一点幸福是那么短暂，在江津刚度过了第一个严冬，3月22日，78岁高龄的母亲谢氏溘然长逝。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起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妈！”便恸哭失声，老泪纵横。母子之情，至真至诚，令人嘘唏不已。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刚出世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病死了。40多年前，陈独秀正好20周岁时，其生母查氏也故去了。在查氏病逝前的3年，陈独秀便正式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四婶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养母。
曾做过清朝知府的陈衍庶没有子嗣，加之独秀从小聪颖过人，顽皮可爱，故陈衍庶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疼爱。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但暗中却始终不忘对陈衍庶的接济。
但即便是这表面上的“退继”，对谢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陈独秀“玩出”这幕幼稚把戏的头天晚上，他预先赶到母亲房中去做解释。可话刚出口，老人便惊恐得好似遇到了魔鬼，一本正在她手中翻弄着的《陈氏宗谱》“啪”地掉在地上，她使劲儿睁大了眼睛，全无了平日的安详，茫然失神地瞪着面前这位着一身西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仿佛不认识似的。大半晌，她才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然而实际情况是：过继官僚家庭并没有连累到陈独秀的革命，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株连”了他的家庭。
1913年，袁世凯任命的安徽都督倪嗣冲一上任，就立即下令缉拿陈独秀。此时，也正是谢氏最为艰难的年月。丈夫刚死，尸骨未寒，过继儿子又被迫逃亡异地。闯上门的差役因为扑空而恼羞成怒，便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继而倾箱倒柜，掘地三尺，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目睹此种暴行的谢氏，因悲愤过度而大病了一场。从此以后，每每念及一时杳无音信的儿子，谢氏便暗自垂泪，眼睛便从此坏了下去。
自从陈独秀逃离后，谢氏用她被抄家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2个侄孙，一家8口，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吃斋敬神的谢氏，是一位旧礼教熏陶出来的妇女，到了晚年，她更把自己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视为至关要紧的“大节要义”。所以，当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后，她便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硬叫松年夫妇陪着她，千里迢迢，从家乡上重庆、赴江津，一路饱经风霜，备尝艰辛。
关于尽孝道，陈独秀与前来奔丧的大姐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依大姐的意思，披蓑麻、穿孝服、守灵堂、做法事等一切按照孝道仪式，俱不能免。而陈独秀认为不必拘泥于这些在自己看来纯属迷信活动的繁文缛节，只需简单履行一些丧仪，他说：“在生不肖者，即使读了十八章孝经，又有何益？”
陈独秀的话，惹恼了性子急躁的大姐。在大姐一番“不孝”之词的抢白之后，又经过仲纯等一些朋友的劝解、说服，陈独秀只好顺从了大姐的意见。
这件事可谓是陈独秀生活中的第一次违心之举，而以往的他则是说一不二、独行其是的家长作风。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与谢氏之母子深情。
大姐对于陈独秀的“不孝”之责备，其实也是气头上的话。她清楚地知道，在养母临终前很长一段时间，每顿饭都是陈独秀亲手盛好，亲自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和拿药等事，陈独秀伺候的细致和周到也不亚于妻子兰珍。
在隆重进行的丧礼中，陈独秀身着麻衣，双腿曲跪灵前，泪流满面地焚烧着一大叠纸钱。有谁能知道他此刻极其复杂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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