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此话不假。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四年的“高增长、低通胀”。2007年通胀开始抬头，但最后11.4%的增长率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在1月CPI上涨7.1%之后，政府提出了CPI全年涨幅4.8%的目标。但在2月CPI上涨8.7%的数字公布后，众多机构都上调了全年的预测数值，大部分都高于4.8%。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也坦言，“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容易的”。

    也许，现在对于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来说，最重要的将是搞清楚通胀的原因和程度，下定决心遏制通胀。

    众所周知，衡量通货膨胀率的物价指数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GDP平减指数。通常人们把CPI作为观察通胀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因为这一指标和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

    不容乐观的食品价格

    继2008年1月CPI涨幅创出1997年以来的月度新高达7.1%后，2月份CPI涨幅再创新高，达8.7%。从CPI的八大类别构成中来看，2月份CPI的高企，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所致，其对CPI上涨贡献度约为90%。而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则主要是雪灾以及春节等因素所引起的。相比春节消费增长所导致的物价上涨惯性，雪灾的影响将会更长一些。今年年初，我国南方多个省份遭遇了50年罕见的雪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77亿亩，绝收2530万亩，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111亿元，今年的粮食收成面临巨大的考验。由此也可以看出，今年CPI难以大幅回落。

    另一方面，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生物能源的发展以及农产品作为工业企业原材料需求的增加，使得农产品价格仍将维持稳步上涨的趋势。根据国家粮油中心数据，2007年中国玉米年度总消费量预计达1.430亿吨，工业消费预计达到3100万吨，占比达21.7%，较上年度提高350万吨；2007年国内豆油年度总消费量达到930万吨，工业及其他消费预计达到80万吨，占比8.6%。同时，国际农产品价格对于国内输入性的价格上涨也存在较大压力；根据农业部2007年12月份的数据，美国玉米到岸税后价比同期国内玉米到港价每吨高出700多元；12月份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麦到岸税后价比同期国内优质麦运到销区的批发价每吨高2000多元；据测算，12月下旬，山东地区进口大豆税后价比当地国产大豆采购价每吨高300元左右。国内外的价差对国内价格上涨的压力很大。

    此外，从国际供求关系看，世界谷物储备减少，全球粮食市场供给趋紧将支持价格趋势性上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月13日发布报告预计，世界谷物储备将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粮食市场供应趋紧、价格高企的局势短期内难以缓解；生物燃料生产在近一段时期“吃掉”了近1亿吨谷物，成为谷物市场重要的消费源之一。其中，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玉米约为9500万吨，占世界玉米消费总量的12%左右。

    综合来看，在农产品生物能源方面的应用、雪灾及PPI上涨压力等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未来我国的通胀压力仍然十分艰巨。

    内外因素下的多重通胀压力

    笔者分析认为，目前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房地产价格上涨

    虽然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流动性过剩，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在本轮通货膨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导致本轮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这场始于2006年的通货膨胀，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就是全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涨幅惊人。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以深圳为首的很多城市房价都上涨了100%。与房价紧密联系的是地价，而与地价紧密联系的是地租，地租又是构成商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制造商的角度来看，房价的上涨最终会导致地租的增加，而制造商是以获得利润为前提，这必然促使商家将房租的成本通过商品价格的上涨转嫁给最终的消费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这就推动了通货膨胀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其次，房地产税费“多如牛毛”。

    在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中，建筑成本占30%-40%，地价、税费及开发商利润占到60%-65%左右。如果开发商的利润和土地出让金占15%-20%，那么剔除这部分后，房价构成中各种税负比重就达到了40%左右。房价快速上涨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地方政府向居民征税。居民的生活成本提高了，自然要求提升工资，在和谐社会的氛围下，工资上涨的趋势将不可逆转。

    再者，在当前负利率的情况下，富人们急需为自己的资金找到保值增值的途径，房地产强大的保值增值功能加速了其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样会进一步促使房价的上涨。并且在通胀持续的情况下，房租的上涨不会停止。

    房地产是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重要的传导渠道，其价格的上涨首先带动了钢材水泥产能的扩张，城市的扩大也使通勤距离拉长，交通更加繁忙，更多家庭选择购买私家车，从而加大了对煤炭、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品的消耗，而目前国内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资源品的消耗，所以资源品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又给国内带来了很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由英国经济学家W·菲利普斯于1958年最先提出——编者注)可知，通货膨胀是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保持低失业率的代价与成本。

    现今肉类等食品价格的上涨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较大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本来就已很低的工资难以维持工人的最基本生活需求，迫于生活压力，提高工资的呼声会越来越高。政府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上升，另一方面不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来试图平抑物价。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竞争的。但现在已经有了最低工资的管制。从经济学上来讲，一种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引起或刺激其他经济问题的产生，必然要牺牲其他宏观经济目标来为这种政策的后果买单，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此则意味着，最低工资制和新《劳动合同法》等政策措施，一方面保障了社会普通居民的利益，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最终走入“工资——物价螺旋”(“工资——物价螺旋”意指当物价开始上涨时，工人会要求提高工资，由此导致生产成本提高，进而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物价上涨后，工人又会要求进一步提高工资，由此形成“工资——物价螺旋”——编者注)，通货膨胀将更加严重。

    总的来看，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能对宏观经济的一个或几个部分产生作用，而在政策的执行中要以其他经济目标为代价，这也验证了“阿罗不可能定理”，即公共选择的规则不可能实现以个人为基础的公共利益。为此，阿罗认为，如果能够利用市场规则，就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市场选择的规则，而公共选择的规则应该尽可能地少用。因此，尽可能地使人类事物沿着市场机制去运行，为市场机制创造条件，就成了首要的选择。由此可见，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以及相关宏观政策的出台确实保证了充分的就业，但同样也在一定意义上将整个社会带进了一个通胀的世界里。笔者认为，现在政府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已经实现时，着手考虑采取措施解决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