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小燕眼里，也许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不算“从政”，只有当官、当领导才算从政。

　　很显然，在胡小燕眼里，也许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不算“从政”，只有当官、当领导才算从政。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有权参政议政，有权质询行政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一员，她身处国家政治制度的中心地带，这难道还不算从政？在西方一些议会制国家，普通百姓一旦当上地方议会的议员，就算是正式步入政坛成为政治人物了，何况胡小燕是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呢？

　　当然，这种误解发生在仍是农民工的胡小燕身上，是可以原谅的。况且并非只有她才这样误解“从政”，恐怕还有很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都在“从政”与“当官”之间画等号。而其所折射出的问题，一是“官本位”思维还大有市场，“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哪怕是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也不如当一个科级、股级干部来得实在；二是人大代表的权威和地位尚未充分树立，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一些人大代表自身，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位高权重”的满足感、参政议政的荣誉感、为民代言的使命感。国人的民主政治意识需要加强，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提速，通过胡小燕的从政愿望可见一斑。

　　作为一位普通公民，胡小燕的从政愿望无可厚非，应予尊重；可作为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她的从政愿望却让人感受到一丝忧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胡小燕个人来说等于实现了“向上流动”，不仅是名位上的，还有待遇上的，她的工资从１０００多元一下子涨到了４０００多元，已经“脱离”一般农民工了。如果她的从政愿望再得以实现，那么胡小燕还是农民工代表吗？她还会不遗余力地为广大农民工代言吗？或许会，或许不会，但无论如何，作为官员的胡小燕，会渐渐失去当农民工的深切感受，会渐渐学会“从全局考虑问题”，“从大局出发”来看待农民工的利益，即使为农民工代言，她也许会顾忌自己的政治前途，顾忌自己的既得利益……

　　借助胡小燕的从政愿望，再回过头来看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其意义确实重大，但或许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全国有２亿多农民工，可他们中只有３人进入全国人大，代表数量太少，其“代表性”便极不可靠——因为稀少，所以受追捧，所以他们很容易被人为地改变身份和命运，被其他群体同化。从这个角度看，把为农民工代言的重任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是不切实际的，唯有更多的农民工代表能走进人民大会堂，成为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其“代表性”才会有保障，农民工们才不会因为一两个代表被同化而失去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