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学校时的周恩来

1915年10月南开新剧团《一元钱》剧组成员合影，后排左为周恩来

    一        

    中国话剧百年史上，有一位功勋卓著、绝对不应忘记的人物，却不是专业的话剧工作者，那就是“周君恩来”。         

    “周君恩来”是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同学录》上的称呼。抗战时期在重庆，话剧界的青年人叫他周先生，背后有时称他“胡仙”，因为听老同志们说他在长征时留过长胡子。建国后，当然一律都称周总理了。 

    周总理同话剧的关系，面广事多，有三段时间最为突出：南开读书时期，重庆抗战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州会议前后。         

    南开是中国最早开拓校园戏剧的学校。还在1909年（清宣统元年），南开校长张伯苓就带头倡导新剧，竟然惊世骇俗，自编自导自演一部三幕讽刺剧《用非所学》，南开由此每年都编演新剧，形成正规的传统。周恩来1913年进南开学校读书，很快成为新剧活动积极分子。据现有资料，1914年南开正式成立新剧团，他被选为布景部（大约相当于现今舞台美术组）副部长。但他更惹眼的工作是做演员，那时还不许妇女演戏，周恩来被认为是最好的“男旦”。他在南开几年中，演过的重要女角就有《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蕙娘，《一元钱》中的孙慧娟，《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等。南开早期的戏都是师生集体讨论编写，周恩来也参加过，有时还管拉大幕。         

    最有价值的，是他于1916年9月在南开《校风》杂志上作为社论发表的《吾校新剧观》。这篇文章原定写四部分，但只发表了“新剧之功效”和“新剧之派别”两部分，后一半未见发表。全文用浅近而精炼的文言，不到四千字。首先纵论中国之国弱民贫，接着强调通俗教育之重要，并归结到“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更精彩的是在“新剧之派别”中介绍了传统话剧的各种类别，如悲剧、喜剧、古代剧、近代剧、诗歌剧、社会剧、歌剧、音乐、喜剧、滑稽剧(今译闹剧)、感觉剧(今译佳构剧)等等，虽然没有详论，仅是名称的介绍，在当时已属不易。后面介绍文艺思潮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则不仅提到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大剧作家，还稍作论述。最后更点明“吾之主旨，又非纯求合乎欧美之种类潮流，特大势所趋，不得不资为观鉴，取舍去留，是在吾人之自择耳。”显示了应知晓世界潮流而以我为主的精神。应当看到，1916年，南方的文明戏已经衰败，《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尚未出版，周恩来刚十八岁，又不是专门学戏剧理论的学生，能有这样的学识和认识，实在令人惊佩。         

    二         

    二十年过去。抗战军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坐镇陪都重庆同国民党打交道。实际上，他也在领导着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运动，而话剧是其中十分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沿海沦陷，上海北平等地重要话剧家大部分集中到重庆、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国产和外国电影极少，话剧得到充分发展。国民党为了控制话剧的进步力量，办了几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剧团，接纳了许多左翼戏剧家。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如何坚持进步的战斗传统，更好地开展话剧运动，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成为话剧界的主要任务。在重庆的话剧工作者都知道，当时话剧战线的前线指挥是阳翰笙、夏衍、于伶、司徒慧敏等，而总司令则是曾家岩50号“周公馆”里的周恩来。         

    几个官办剧团的艺术骨干虽然都是进步话剧家，如军方的中国万岁剧团有应云卫、史东山、郑君里、王瑞麟、舒绣文、石羽、秦怡等，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的中电剧团有陈鲤庭、孟君谋、沈浮、白杨、赵丹等，三青团的中央青年剧社有熊佛西、张骏祥、吴祖光、杨村彬等，但究竟受制于人，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形势险恶，周恩来同阳翰笙研究确定从各官办剧团中抽出一些人办一个民间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夏衍、于伶、司徒慧敏、金山等回到重庆，周恩来决定再建立一个中国艺术剧社。这两个剧社艺术实力强，实际上成了重庆话剧运动的中心力量。《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长夜行》《风雪夜归人》《家》《戏剧春秋》《春寒》等等代表性名剧，如果没有这两个剧社是演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