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检察院披露，2003～2007年，该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只占8．49％。这表明，职务犯罪传统的“59现象”不再突出，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之一。

　　（见4月9日《重庆晚报》）

　　笔者认为，把年龄作为判断是否犯罪的“高发”群体不科学！过去，司法部门一直强调腐败“59现象”，分析因为领导干部临退休时，认为权力即将丧失，退休前再不贪占，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59岁是一些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高发期、多发期。

　　年龄因素导致职务犯罪的现象固然有，但我认为不很重要。以往，在领导岗位的多是年长者，在某个岗位干“一把手”的35岁以下的领导干部凤毛麟角，职务犯罪“59现象”自然突出。而近些年来，干部提倡年轻化，一大批年轻的干部被提拔任用，很多有学历、35岁左右的青年人被“突击”提拔到“一把手”或重要岗位。相比较，在一些基层单位和岗位，一些年龄稍大的领导干部往往是“腾岗让位”，“退居二线”，或在一些不重要的岗位“赋闲”，自然失去了职务犯罪的客观条件。所以，笔者认为，拿年龄来说明职务犯罪，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领导干部可能有职务犯罪的冲动与欲念，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约束，让那些想职务犯罪的人没有条件犯罪。当今，我们恰恰是缺少这种有效的约束制度。

　　反腐败，关键是制度反腐。在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就充分认识到制度反腐的重要性，不完善、不健全的体制机制是腐败的根源，制度反腐，是遏制腐败的根本。这样的认识和口号喊了将近30年，但现在，仍有一些单位内部监管不规范，对拥有审批权和决定权的领导者缺乏监督和约束，这就为一些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面对金钱美女的各种诱惑，势必会“诱惑”有条件腐败的某些领导干部走上犯罪的道路。

　　休谟曾说：有限政府或宪政的制度设计，总是把每个人假定为无赖，必须加以限制。所以，反腐，最根本的还是在制度设计上下工夫，不要把腐败的责任推到官员的年龄上。(惠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