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粗略统计，从1992到1998年，每年在天津机场起降的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20多个航空公司的客货包机达2800多架次。85500多位“洋倒爷”频繁地在这里出入。按一人每次捎走中国货5000美元计算，一年捎走中国商品，折合成人民币达35亿元。

　　在天津机场，空港处阎金城处长和天津机场资深经理朱福恒向记者讲述了亲历俄罗斯包机最繁忙那几年的故事。朱福恒曾亲自组织指挥了独联体包机的地面运行保障和空中飞行。他记得，1992年10月26日，北京康辉旅行社接待的独联体客人乘坐前苏联雅克-42飞机，由立陶宛起飞，当日安全降落在天津机场，从而拉开了独联体包机在天津机场飞行的序幕。最早使用的机型主要是雅克-42、伊尔-62、伊尔-86和图-154，承载的客人主要是到中国购物的“洋倒爷”。　　

　　天津机场成了“洋倒爷”天下

　　1993年到1995年为独联体客包机高峰期，有时20多架飞机在停机坪上同时等待装货。天津机场除保障国内定期航班外，还要保障如此多的独联体包机，明显感到保障设备能力不足。保障顺序只能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进行，装完一架走一架。但是按照民航总局的规定，飞机在机场停留占用停机坪过了一定的时间要按时间收费。而对于很多“洋倒爷”和中方代办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多在天津机场停留一分钟便等于少了一分在俄罗斯抢占市场的机会。为此，所有的代办和“洋倒爷”都争着想要先装先走，有时急得代办和“洋倒爷”们嗷嗷叫，甚至急得直哭。因为当时的航空调度室除正常履行航行管制业务外，还负责飞机的地面保障工作的组织与指挥，所以遇到代办和“洋倒爷”着急的时候，朱先生不得不亲自或派人到机坪上给予协调解决。但是，包机实在是太多了，总是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那时，在机场的民贸市场里、候机大厅里、停机坪上随处都有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人。这些男女“洋倒爷”步履匆匆，肩扛手提各种大包小包，直奔安检通道进入候机大厅。

　　随着“洋倒爷”购物的胃口不断膨胀，仅靠独联体客包机和少量货机承运所购货物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开始动脑租用货机。另一些聪明的中国人了解到俄罗斯的民贸市场非常火爆，日用品畅销，而且利润相当可观，于是纷纷到俄罗斯民贸市场销售中国生产的日用品。为了尽快到货，他们也开始动脑筋租用独联体货机。为满足这些需求，一些包机公司应运而生，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独联体货机在天津机场最“火爆”的时期是从1994年下半年至1998年。当时，每天都有飞机将货物运往俄罗斯等国，仓库内外仍然是货物堆积如山，而且还有车辆源源不断地向库里交货。机坪上一排一排的飞机多数是货机。一些中国人与“洋倒爷”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负责他们在中国的住宿、批发、运输、订机票、办理海关手续等，有了一套严密而高效的组织。“洋倒爷”们进货的大本营是北京日坛宾馆。与其说这里是宾馆，不如说是一座特殊的商厦——每个房间的门都敞开着，琳琅满目地挂着各种各样的服装、鞋、日用品。除此之外，相距不远的雅宝路市场、秀水街市场，每天营业额达一个亿。“洋倒爷”们用简单的俄语和中文，或用计算器与摊主交流，天津的服装、旅游鞋，河北辛集的皮衣，还有南方的小商品等都是紧俏货。购物完毕后有专人用专车将货物运至专设地点进行打包、仓储，择日有专人负责租车将货物运到天津机场等待装机空运到俄罗斯等国。

　　在“洋倒爷”们初到天津机场时，机场有关部门开设的几个水果摊点，深受“洋倒爷”们的欢迎，水果刚刚摆出来就被抢购一空。后来，聪明的人发现“洋倒爷”们在京购物返津后仍有在机场购物的需求。为此，有关部门便专门开辟出了一块地方建立了民贸市场。不久以后，市场就由当时的20个摊位增至100多个摊位，个个火爆。民贸市场经营各种服装、鞋、帽、布匹、面料、毛毯、针织品、工艺品、玩具、渔具、游戏机、电器、食品等，简直就是个无所不卖的百货商场。该市场经营中发现“洋倒爷”们从北京进货回来必定要上这个市场转一圈，把剩余的钱花光，一直买到临上飞机，生意特别好。

　　俄罗斯人羡慕中国改革开放

　　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民间贸易如此火爆？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教授刘众介绍说，主要原因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伊始，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在生活物品上的匮乏造成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刘众正在俄罗斯留学，对于当时俄罗斯市场的状况非常了解。他清楚记得当时俄罗斯莫斯科市场上生活用品的价格：一条大鲤鱼1个多卢布，一只鸡1个多卢布，一个面包20戈比；而一件中国皮夹克3000卢布，一件防寒服二三百到七八百卢布不等，一套西装200多卢布。

　　虽然价格便宜，但俄罗斯的商店里基本上是空的，因为根本没有货可以卖。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俄罗斯人非常羡慕，邓小平是他们最崇拜的领导人。生活用品的匮乏让中国货在那里相当紧俏。很多俄罗斯人都以穿着中国的风衣、防寒服为时尚。

　　那时中国兴起全民经商，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便利用假期回国，捎带大批的生活用品到俄罗斯销售。同时，一些由于工作关系辗转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中国人也做起了这种倒买倒卖的生意。“在中国十几元的珍珠项链，带到那边去就能卖到八十到九十个卢布，谁不眼红？”刘众说。随后，中国一些公司也开始介入这种生意，用中国的一些轻工业产品从俄罗斯换取钢材之类的重工业材料。

　　随着中国人做这种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人便看到了其中的利益。于是俄罗斯人很快便学会主动出击，来捞取更大的利润。俄罗斯人开始以旅行社的名义包客机有组织地到中国来“购物”。到最后，俄罗斯人运货的数量不断增加，次数也逐渐频繁，专门的货运包机应运而生。

　　由于市场转变，过去做包机的大多改行了，我们找到了南开大学外语学院的吉娜老师，她曾经在前苏联留学，回来后为几个包机公司“洋倒爷”做过翻译。她说，做包机并不容易，她亲眼见到初期中外“倒爷”的艰苦，从揽货到装卸搬运，都要亲自干。她记得1992年12月31日晚上，天出奇地冷，她陪着中外包机人、揽货人一直干到元旦上午。

　　她对一位棕色头发、蓝眼睛的小伙子瓦列拉印象最深，他是个学工程技术的大学毕业生，受苏联解体的影响，他们那的企业也都不景气，大家都开始做生意。瓦列拉聪明，很快就成了批发商。他从北京日坛宾馆买货，从天津机场运回莫斯科，再批发给当地小商贩，然后再回来进货。他爱动脑筋，每次他的东西都成为紧俏货。

　　有一次，瓦列拉看中了一件防寒服，款式新颖，价钱也可以，可现在没货，得再等三天。瓦列拉灵机一动，仔细地记下商标上的地址：天津南开区……他马上乘车来到天津，找到生产防寒服的公司，一下子定了2000件，价格比在日坛宾馆便宜5%。从此，他不再只靠从日坛宾馆进货，更多的时候则是到天津找生产厂家直接定货，他跑得更加频繁了。一个月仅防寒服就要进1万多件，进出货时手里拿着的是大把大把的美元。

　　后来瓦列拉多了一个伙伴，高个子英俊小伙，叫埃杰克。埃杰克虽是新手，做起买卖来也不逊色。他手里总有一个俄语注音的汉语手册，随时学说汉语，一般的“你好、再见”说得很标准，说得最流利的是数字，因为讨价还价离不开。

　　她有时问他们赚了多少钱，他们总是笑笑不回答，不过听说那一年埃杰克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还要买汽车。瓦列拉则要做更大的买卖，他对天津港口产生了兴趣，想利用天津港搞海运，还到天津生产游戏机的厂家考察，准备做游戏机生意。前不久见到埃杰克，他是来中国旅游的，早已不做包机生意，而是开了一家专营电子产品的公司。他说当年那些生意伙伴都发了财，但有的因染上赌博和吸毒而破产。

　　假冒伪劣损害了中国产品名誉

　　从1997年开始，在天津运行的部分的独联体货包机向周边的石家庄、太原、内蒙机场分流。目前，独联体货运包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主要原因是中国和俄罗斯市场逐步规范，尤其是整顿“灰色清关”，包机利润下降。另一方面，当时用的飞机主要是俄军队退役下来的飞机，成本低廉。而经过这几年，这些飞机都已陆续退役甚至接近退役的使用寿命。航空公司无力购买新的货运飞机而宣布倒闭。一些购买了新货机的航空公司也大大提高了运输费用，很多人负担不起。这些都加大包机成本。

　　还有因为包机费、运费的猛增，包机人感到挣钱的空间微乎其微，有些包机商索性不再经营此项业务。虽然，目前仍有人继续经营此项业务，仍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内蒙机场操作，但每月四个机场共计只有15架次左右。所以，再也看不到独联体包机在天津机场那种“火爆场面”了。

　　而同样一个问题，社科院教授刘众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答案：开始的时候，俄罗斯物质匮乏，“洋倒爷”图便宜，而中国一些小厂商生产一些成本低的次货，一些不法商贩开始在货物生产上弄虚作假，损害了中国商品的信誉。

　　“倒爷潮”退了，包机也减少了，然而中国人学会如何走向世界。中国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逐年扩大，2007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481.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3%。

　　采访点睛

　　刘众教授经常来往中俄之间。他说，这些洋倒爷不仅打开中俄民间贸易通道，而且最有力地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在俄做高级访问学者的于振起说，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俄罗斯人突然对中国人刮目相看。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生活物资严重短缺。物价飞涨。洋倒爷带回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的同时，也带去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人迅速致富的信息。当年为包机人做翻译的吉娜老师说，许多俄语系的教授学者在全民经商热潮躁动下参与了包机生意，“那时做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如今包机和洋倒爷热退了，他们也大多回到校园，因为科技是生产力政策已经落到实处，这更令俄罗斯知识分子羡慕。

　　打开国门后，“假冒伪劣”曾损害过中国产品的名誉，但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后，我们以勇敢的姿态，满腔自信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国际大循环，我们要在更大的空间里参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