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卧底记者”石野近照

    出生于湖北农村，中学辍学，做过农民、下过矿井、做过保镖、在中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役，在南方和北方做过10年政法记者。曾任《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等多家中央、省级报纸的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

    石野这个没有学历文凭的著名记者，以笔为刀，扶弱济困，用他自己的方式书写出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人生之路。

    一个人漂在北京的生活

    在北京一处僻静的小区内，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卧底记者石野。

    他依然留着板寸，显得十分干练。他的这个头型十多年来没有变过，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带着一股子倔劲。

    走进石野的住处，放眼望去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他的家。

    电脑桌子上零乱地放着几沓厚厚的书稿，那是石野今年要出的一本新书《我在北京当记者》。他正在做最后的校对工作。

    “终于有出版社愿意给我出这本书了，以前很多人都因我在书里说话太直，有顾虑。”石野说，这部书稿已经写成一年多了，是他在从1999年来到北京至今的真实经历，里面涉及很多媒体的内部事情，因此他还被人威胁过。说着他笑了笑，但那笑容显得很苦涩。

    电脑上同时开着五六个QQ，都在不停闪烁，全国各地都有人在向他诉说苦衷，希望得到他的报道帮助。但石野说自己帮不过来，他只是从每天30多个投诉中精选出个别案例进行采访。他的标准是，事件要有新闻性，初步调查确实有冤情，能为百姓维权，能打掉黑恶势力。

    “我更像一个孤独的侠客，有时候力不从心。”石野说，虽然已经出了几本书，但石野的经济状况也不很富裕，他住的房子是租的，在北京混迹了9年多，他搬过五六次家，现在的这个地方每月租金1000多元，虽然距离市中心很远，但就是便宜。

    36岁的石野至今没有结婚，甚至没有女友。他的生活和他的维权报道一样都是一个人的“奋斗”。

    “我现在很看淡感情的事情。”石野说，他很理解自己这个曾被人30万元买人头的家伙，又有多少女孩子愿意嫁给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呢。

    没有文凭的政法记者

    1976年，石野出生在湖北大冶的农村，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

    高二时，家着了一把大火，家里被烧个精光，作为家中的长子，为了生活，他不得不辍学到武汉、黄石等地的建筑工地，为了多挣钱，他又做了矿工。上世纪90年代初，当兵热，石野参军到中国海军陆战队。在部队里，当时训练非常艰苦。而就是当时的训练让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在以后的卧底采访中，多次死里逃生。

    从部队复员后，他去了南方。为了自己的文学梦，他希望通过记者职业来丰富自己的阅历。“我没有文凭，想当记者很难的。”石野回忆说，经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在一家小报当了见习记者，当拿到第一盒印着记者头衔的名片时候，他激动不已。

    1997年，南方都市报改为日报需要记者，石野也参加了应聘，但没有文凭被人事部拒之门外，他不服气，自己找到当时的副总编，说明自己的优势，希望能得到这个机遇，也许是他的真诚打动了领导，也许是觉得他难缠，想让他知难而退，他得到了三个月的试用期。

    “当时我还在一所学校里做保安，因为要吃饭，要住房，夜里我就在学校里巡逻，白天我红着眼睛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去采访。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差不多发表了40多篇文章。”回忆起以前的经历，石野自豪地说，当时所有的领导都对他刮目相看，他是《南方都市报》当时唯一一个没有文凭的政法记者。

    “我是在刀尖上跳舞”

    石野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卧底记者，因为他隐藏记者身份，潜伏到一些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搞暗访，经历传奇。

    1998年4月1日，广州，一批黑恶团伙利用色情进行抢劫事件。石野和同事邓世祥假扮成游客，混进王圣堂进行暗访，结果被歹徒们查出记者证，要杀他们灭口。经过斗智斗勇，以及报社有关领导周密营救安排，最终他们逃过一劫，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像这样的死里逃生的卧底暗访，在他10多年的政法记者生涯中，不只是那一次。因为他总是揭露黑幕，这断了很多不法之徒的财路，石野的名字让他们既怕又恨。

    “我收到过带着子弹的恐吓信，还有人扬言30万元要我人头落地。”石野笑着说，他并不害怕这些，而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记者，一个善良的公民，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采写出深度报道，去帮助受害群众，去打掉黑恶势力而后快。“你不知道，每次历险回来，看着自己的报道把坏人送进监狱，为受害群众申冤，总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

    石野有个家住东北的博士朋友，俩人是2000年认识的。博士告诉石野，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亲眼看着村里的一个干部把自己的父亲活活打死在大街上，没人敢管，凶手10多年逍遥法外，并且成了当地暴发户，用钱想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为了给父亲申冤，他发奋读书读了博士，但申冤之路依然阻力重重。出于同情和愤慨，已是自由撰稿人的石野自费到东北去调查案情。

    “阻力很大，后来对方出20万元收买我。”石野说，他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当年父亲患癌症，花了10万元看病，最后没钱了，只能让父亲躺在家里等最后的日子。这是他最为难过的事情，家里为此还欠了很多债务。这笔钱对他来说确实很需要，但是他知道，这是决不能沾的“毒品”。“有时候好人坏人就是一念之差，大错就酿成了。”

    经过石野的调查报道以及东北地区相关司法部门的介入，经过三年上诉路，那个杀人犯终于被绳之以法，判了无期徒刑。

    “我这个行当，有人拥护我，有人就希望我死，而且恨我的人势力更大，我这是在刀尖上跳舞呀。”石野这样形容自己的采访调查生涯。

    民间舆论监督困难重重

    石野的名片上给自己的头衔是：中国独立调查新闻记者。实际就是自由撰稿人，他不在任何一家媒体专职工作。

    在朋友的帮助下，石野搞了两个舆论监督的维权网站，通过网络获取全国的投诉信息，再选择合适的题材进行采访报道，他成了一个没有头衔和职务的民间维权人士。

    出去采访，没有合法身份和经济来源成了他这种自由撰稿人工作的两大难题。“一方面我的名字很多人知道，还算有些影响，另一方面我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我就用这个身份采访。”石野说，他采访就是要为报告文学准备素材，这样也算是一个说辞，但很多时候他的采访还是到处碰壁的，别人不理会他，不愿接受采访。

    “我会给各方说话的权利，如果他不说，我也会从多个侧面调查印证，然后再发表到我的网站或其他媒体，那时候他不想说都不行，我的目标就是逼近真相。”

    石野说他不怕打官司，而他这几年也一直在打官司。有人说他采访时讹诈采访对象钱财，有某媒体连载他的书不和他打招呼，更有些人挖空心思想找机会把他送进监狱。

    自己的权利，他一定要争，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他在处事上也越来越谨慎了。“舆论监督背后很复杂。”

    “我们这些人没有工资，出去采访需要费用，一般由救助者提供路费，特别困难的，只能我们自己掏腰包，但这种模式常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石野说，有些人利用维权骗取钱财，甚至用采访手段敲诈被曝光的企业，或收取贿赂，而这些负面的东西也给那些公正善良的调查记者增添了很多困难和阻力。

    石野说，他算不上中国第一卧底记者，全国还有很多暗访记者做得比他好，而他也不想再做卧底记者，他要正大光明地为百姓维权，哪怕粉身碎骨。（李汝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