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20年叩问长三角 

　　从1988年“远学闽粤、近学江浙”至今，20年间，安徽不断叩响长三角的大门，得到的却似乎总是或远或近的回音，直到2008年初。尽管额手称庆的时候还未真正到来，但20年的坚守与努力，配得上庆祝时刻的绚烂焰火，与比焰火更持久的欢呼。

　　安徽与长三角的距离将再近一步。

　　4月18日——火车第六次大提速一周年的日子，行驶在合宁铁路上的和谐号动车组，将把合肥与上海之间的距离从原来的7小时拉近至3小时。

　　如果仅从铁路建设之日算起，从7小时到3小时，合肥等了4年。而如果足够乐观的估计形势，走进长三角，安徽用了20年。

　　从1988年“远学闽粤、近学江浙”开始，安徽便踏上了叩问长三角的艰辛历程。但这期间得到的却总是或远或近的回音，直到2008年。一系列迹象表明，2008年安徽听到的也许将不再仅仅是回音，还有回应。这不仅包括即将通车的合宁铁路，也包括已经通车的申苏浙皖高速公路，乃至最高层的某种认可。

　　1988年到2008年，20年，折射出的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世态百味，其中的坚守、努力，配得上庆祝时刻的绚烂焰火，与比焰火更持久的欢呼。

　　呼应浦东的先行者

　　安徽叩问长三角的故事可以从黄浦江畔的一栋大厦开始，那就是安徽在上海的窗口——裕安大厦。

　　1991年6月24日，作为外省在沪投资的第一栋建筑，裕安大厦奠基开工。

　　对于当时的安徽而言，大厦的修建并不轻松。当年年初，安徽淮河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洪灾，仅下游江都站就连续排涝74天，大片灾区需要重建。赈灾之后，安徽财政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显然，此时投资近4亿元修建裕安大厦，需要坚定的信念。而在这一信念中，透露出的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安徽对经济长三角的自觉归属。

　　历史上，徽商一直是长三角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可以说上海首先是安徽人来开发的，即便在太平天国期间，安庆与上海的联系也未中断过。”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王泠一回顾道。作为证据的是，在旧上海，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地盘。清末上海69户典当中，徽商所开者达30户，占42％，时有“徽州朝奉”之说。

　　建国后，这种联系得到强化，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安徽船队就将粮食、煤炭等运至黄浦江码头。在1984年召开的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上，安徽更是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与会。

　　尽管在1988年，国家计委办公厅发文：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但在安徽，这种经济上的自觉归属已然形成，并一直影响着其政经决策。

　　就在上海经济区撤销的当年，安徽即提出“远学闽粤、近学江浙”，以图延续与长三角的互动。而在1990年7月，也就是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两个多月后，安徽更是果断作出“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的战略决策，成为第一个响应浦东开发的省份。

　　显然，此时开建的裕安大厦，已经成为了归属、信念、决心等等安徽一切情感的“物化形态”，而依附在上面的是安徽不断的努力。

　　1991年前后，安徽先后出台《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推进皖江开发开放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建立了皖江地区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以切实推动皖江与浦东的呼应。同时，在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提供、劳动力和人才输入等方面，安徽积极与上海及整个长三角合作。

　　这些行动不仅加强了安徽与上海间的经济往来，而且对于当时浦东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时，如果没有全国各地积极参与，今天的繁荣就失去了基础。”在浦东新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一位官员如是说。互为印证的一个细节是，裕安大厦落成典礼被上海新闻界评为1991年浦东开发十大新闻。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无私”的，让安徽血脉贲张的是，邓小平在开发浦东时的一席话，“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从提出呼应浦东的时间可以看出，安徽比任何一个省份都能体会这句话的含义，也更希望其成为现实。但事实是，第一个呼应浦东开发的安徽逐渐成为失落者。到1999年，江苏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697.82亿元，浙江也达到5364 .89亿元，从1978年的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而安徽仅为2908亿元，差距越来越大。

　　就外界原因而言，上海发展的初期以“吸纳”即吸收外商和国内各省市在上海投资为主，对长三角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少有体现。而上世纪中后期，世界性的产业转移又多为IT产业，IT产业是“72小时经济”，交通的不便利再次让安徽与机会失之交臂。

　　当年，赵朴初先生在为“裕安大厦”题字时，在“裕”字左偏旁上少写了一点，以激励自己的家乡正视现实，加倍努力补上这“一点”。但由于内外种种因素的制约，要补上这“一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向东，再向东

　　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让世纪初的安徽开始游移。

　　2001年春，当安徽宣城市委、市政府通过决定，提出经济要“全面融入苏浙沪经济圈”时，引起了一些争议。

　　当时，时任宣城市委书记、现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方宁回到合肥，总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们不在省里呆了？”虽知是善意的玩笑，但令方宁难免有些忐忑。而宣城下辖的宁国市在提出“融入苏浙沪、重返百强县”后，被外界质疑 “一个安徽的地区怎能融入苏浙沪？”。不久，这句话被改为“融入苏浙沪经济圈”。

　　不过当时，安徽省领导每次到宣城考察，对这一“融入战略”都给予充分支持。很简单，中国城市的生存字典里已经找不到“独活”这个词。要么合作，要么落后，城市发展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和强硬。一个生动的注脚是，2001年9月，浙江省主要领导来到嘉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在行政上属于浙江，在经济上属于上海，尽快融入上海经济圈。”浙江尚且如此，更何况安徽。

　　同时，长三角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让其迅速从工业化初期过渡到工业化中后期，对安徽的辐射带动效果开始显现。仅就宣城而言，当地人六成左右的日用品来自浙江，每天最早看到的报纸是南京的早报，招商引资90%以上来自长三角。当年已经或即将启动的高速公路，也全部通往长三角。

　　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南京都市圈已经将安徽滁州、马鞍山、芜湖划归旗下。

　　2001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调任江苏省委书记之后，召开了江苏第一次城市化工作会议，南京都市圈浮出水面。但现实是，在经济辐射日益增强的上海面前，给南京留下的城市已经不多了。2002年，南京第13届金秋经贸洽谈会开幕时，苏、锡、常三市竟拒不参加。无他，这三市早就把自己划入了“大上海经济圈”，在经贸活动上更依靠上海，而较少依靠南京。在这种情况下，毗邻的滁州、马鞍山、芜湖自然进入南京的视野。

　　最终，从下向上、从外向内的合力推动安徽从游移走向坚定。2003年4月，在安徽省委七届四次会议上，“融入长三角”终于正式上升为安徽全省性的发展战略。

　　接下来的9月，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安徽两次组团东行走访沪苏。其中合肥、淮北、马鞍山等9市，与江苏南京、徐州等6市达成行动要领，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支持和鼓励城市经济圈形成。

　　同时，马鞍山、滁州等城市开始申请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其他城市也相继产生这种冲动。最典型的事例是，南京都市圈划定的范围并不包括铜陵，然而铜陵还是主动参加了当年召开的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市长峰会。“泛长三角”图景开始出现，继呼应浦东之后，安徽的“东进运动”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此后不久的2005年，融入长三角更被提升为对整个安徽发展方向的定位——东向战略，并引领安徽走进叩问长三角的第三次高潮。

　　2005年6月1日，在东向战略提出3个月后，在与浙江接壤的宁国，安徽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加快毗邻苏浙地区发展座谈会”，面对与会的安徽23个“沿边”县市领导，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直言，“东向发展，加速融入长三角是安徽奋力崛起的必然选择。”

　　随后，安徽省发改委下发《关于支持毗邻苏浙地区加快发展的意见》，推进沿边地区与苏浙沪的交通、产业和资本对接，促进沿边地区在区域分工中找准位置，服务长三角，主动当配角。

　　此外，面对长三角对能源的迫切需求，安徽更是主动配合，以丰富的两淮煤矿资源，打造“皖电东送”支援长三角。 2003年夏，根据事先签署的协议，安徽在自己拉闸限电的同时，仍如约向长三角地区供电。

　　另一个更有趣的细节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安徽相关领导甚至向所有与会官员发问，究竟是围绕着安徽自给自足的经济来建设公路交通，还是向着以上海为龙头的整个长三角地区衔接建设？最后，该领导说：“若以省内中心城市为重心修建公路设施，肯定不能最优配置安徽的资源开发。”

　　从融入到参与

　　不知道什么时候，曾经的兄弟变成了如今的长幼之别。

　　2008年初，江苏某官员面对安徽发改委的调研组戏言，“经济合作要有的合作，大人和小孩怎么能玩在一起呢？ ”。此次调研组的主题是泛长三角框架下的产业分工，其“大人”与“小孩”所指不言而喻。

　　其实，不管是融入还是东向，安徽从未获得在长三角平等参赛的资格，即便如合肥等城市的观察员身份亦是如此。

　　从2003年开始，尽管合肥等城市先后数次申请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但得到的答复却总是：“长三角近期不考虑扩容，待机再议”，其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出现在长三角“富人俱乐部”的大门外排队。等到2007年，这些城市的观察员身份亦岌岌可危。

　　2007年12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八次会议在常州召开，合肥等观察员城市未能受邀。对此，协调会组委会表示，即将出台的《长三角区域规划》已将长三角协调会定为现有的16市，其他城市“已没有观察的必要”。另据相关媒体报道，其真正目的在于“挤走两省一市之外的城市”。

　　“这并非是安徽在得寸进尺，不平等的身份背后是行政区划在发力，而这完全可能截断上海及长三角向西的辐射。” 相关专家分析道，“就拿南京来说，尽管南京都市圈包含了安徽部分城市，但出于行政区域的考虑，南京已逐渐成为一块挡板，阻止了长三角产业向安徽的转移，使上海的辐射路径在此转了一个弯，偏向了苏北。”

　　对此，安徽相关领导也意味深长地说：“从2000年开始，安徽就提出了融入长三角经济区的发展策略，但事实是除了一个‘15+1’的旅游发展项目，长三角从来都没有将安徽纳入其发展规划。”其言也凿凿，其情也切切。

　　不过，从2008年开始，一系列迹象表明，安徽多年的付出即将迎来收获的开始。

　　2008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指出，“安徽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主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不断加强同兄弟省份的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

　　“这不仅是对安徽多年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战略的肯定，更预示着泛长三角区域全面合作发展的前景将呼之欲出。在泛长三角的框架下，安徽将从融入走向参与。”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克明向《决策》分析道，“到那时，安徽将不仅仅是融入长三角，而是成为泛长三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融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以前是安徽主动东向发展，长三角可能认为不需要安徽。但是如果安徽是‘参与’泛长三角的分工，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安徽将获得更多的机会。”

　　这绝非单纯的“咬文嚼字”，泛长三角合作分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安徽与长三角的经济合作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前，安徽55%的省外资金来自长三角，60%的劳务输出集中在长三角，70%以上的省际物流和通讯面向长三角，每年向长三角输出电力100亿千瓦时以上。

　　更重要的是，随着合宁高速、京沪铁路、申苏浙皖高速、宁宜城际铁路等10多条与长三角联系通道的建成，安徽已经具备了承接长三角辐射与产业转移的条件。“安徽参与泛长三角的产业合作与分工的条件已经具备。”华东师范大学长江经济研究院沈玉芳教授告诉《决策》。

　　尽管额手称庆的时候还未到来，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没有安徽的泛长三角，是不完整的。

　　上海的责任与浙商的力量

　　-本刊记者 徐浩程

　　3月6日，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的安徽代表团以集体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向全国人大递交的4项代表团建议案，其中之一就是将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分工纳入国家战略。这是安徽为泛长三角做的最近一次努力。但泛长三角显然不仅仅是安徽等长江流域省份的事，更是长三角的事。

　　眼下，在上海流行一句话——跳出上海看上海。如果追溯源头的话，这句话应该源于今年的上海“两会”。

　　在1月份的上海“两会”上，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上海考虑事情要从全国来考虑，要从国家全局来考虑，可能有时候要吃点亏，但上海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与此相应的是上海市市长韩正的讲话——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不是“亚洲的纽约”。

　　这是在社保基金案，特别是去年全国“两会”之后，上海新气象的集中体现。围绕这些新气象铺开的政经细节，不仅能让我们对长三角一体化产生联想，更能对泛长三角的未来寄予期望，毕竟如邓小平当年所说，“上海开发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放大一些，就会发现在上海之外，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泛长三角的图景上描绘着重重的一笔，这就是 “西进”的浙商。

　　可以说，2008年能否成为“泛长三角元年”，就长三角内部而言，重要的因素或者变量在于：上海，作为长江流域的“龙头”，能否担当起“老大”的责任？浙商，作为泛长三角最具活力的元素，能否演绎更精彩的传奇？

　　需要什么样的上海

　　上海在泛长三角中的作用，可以从目前长三角一体化突围的契机中窥得一斑。

　　跟全球其他都市圈的诞生不同，长三角一体化带有强烈的政府推动色彩，它被一次次激活，又一次次陷入沉寂。细察之，直接障碍恰是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与摩擦，特别是上海一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联动开发”变成纸上谈兵。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73计划”。2003年，为守住制造业基地的优势地位，确保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上海在其市郊的嘉定、青浦、松江三区建立主要面向世界500强企业的“经济特区”——“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区”，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

　　对此，上海官方公开的解释是：降低商务成本，吸引外资，承接世界制造业的大转移，提升上海制造业的内涵和能级。但说白了，就是利用“173计划”招商引资，让流失的制造业再回流上海，从而拉动GDP增长。

　　其结果显而易见。这种对“龙头”责任弃置不顾的措施，不仅阻碍了上海制造业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与转移，甚至引发了长三角新一轮的争议与招商大战，最终，当年频频高调亮相的长三角一体化冷清收场。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07年。在2007年社保基金案，特别是全国“两会”后，上海“一把手”几经更迭，前任习近平与现任俞正声都为上海带来了新气象，其中，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尤为明显。

　　2007年7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了被外界称为“26条”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合作交流工作的若干政策意见》，文件中，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被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一个更具深意的细节是，在今年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将合作交流内容单列——“上海要积极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更好地服务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 ”。而岁末年初，在上海的推动下，沪苏浙三地高层更是频繁互访，长三角一体化再现2003年时的态势与场景，“长三角元年”等提法再次鹊起。

　　两相比较，显而易见的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能否真正实现，上海的“龙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判断对于泛长三角同样适用。“在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下，政府如何最大化地发挥正面效应尤为重要。”相关专家向《决策》分析道，“上海作为泛长三角当之无愧的‘龙头’就得有‘龙头’的样，不仅要在长三角、也要在泛长三角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这一责任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上海的城市功能与产业选择。

　　关于这点，在上海，目前仍有两个观点一直被提及：上海的经济结构向三产转移的过程中，不能够脱离制造业；上海的制造业升级还未完成，特别是还未与周边地区形成产业分工关系，盲目发展服务业不可能实现城市真正的转型。这种说法，在上海部分区县深受欢迎。

　　不过，在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委员、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王泠一看来，情况却并非如此。“以前上海习惯把资源拉进来，发展‘动脉经济’；现在则应该强调输出后返回，发展‘静脉经济’。”王泠一向《决策》分析道，“上海现在人均G DP已达到8000美元，是时候考虑如何提升产业形态发挥服务功能了，也是时候考虑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之后，上海将如何面对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

　　据相关调查显示，上海生产服务业每提高1%，就能为长江下游其它地区的制造业提供0.9%的增长。这样一个测算，不仅让江浙，即便是皖赣也十分期待。尽管在去年，上海的三产比例突破50％，但这个比重，即便对于强力建设“四个中心”的“大上海”来说也还不够。

　　同时，作为长江流域的核心城市，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型与完善也无法回避。因为长三角不论是“有形扩容”还是“无形扩容”，都会对上海的城市服务功能提出更高要求，要求这座城市全面加快向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迈进的步伐，与之相匹配的交通、通信、信息、物流、研发等诸多服务功能也都要有大的突破。从另一方面说，也只有上海建成了“四个中心”，才能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实力整合泛长三角所有区域。

　　而在城市功能与产业选择之外，现阶段泛长三角最迫切希望上海肩负起的责任，也许还在于政府合作层面上的“带头大哥”作用。

　　2008年初，安徽省委、省政府相继发出叫响泛长三角、把泛长三角的牌子打响的呼声，并在此次全国“两会”上以议案和提案的形式，提请将泛长三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但在相关专家看来，“泛长三角可以从安徽叫响，但‘叫’在安徽、必须‘响’在上海。而这一切都得看上海有一个什么样的胸怀。”

　　2008年1月10日晚，俞正声、韩正在虹桥迎宾馆会见了全国各省区市驻沪办事处负责人，释放出新的“上海信号”：上海将进一步成为服务全国的大平台、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平台。而就在此前不久，韩正亦拿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向各地驻沪办征求意见，这也是石破天惊之举，上海媒体报道说，这是让所有驻沪办都感到亲切和鼓舞的“第一次”。

　　尽管，这只是一些细节，但细察之可以看出，上海新一届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其责任，也正在表达这种胸怀。“上海责任”四个字会在合适时机正式写入官方文件，一直不愿当“领头羊”的上海，将真正肩负起推动长江流域联动发展的重任。

　　浙商的民间力量

　　“泛长三角要建立起来，仅靠学者脑袋里的思维与政府单方面的推动是不行的。更要发挥资本、企业的力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浙商。”华东师范大学长江经济研究院沈玉芳教授如此向《决策》分析泛长三角的路径。

　　的确，在全国，尤其是在泛长三角，浙商是一股具有非凡活力的民间商业力量。有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安徽一半以上的外来资本来自浙商的投资，仅在2008年的前两个月，安徽招商引资额的60%就来自浙江，其中黄山外来资本中，8 0%以上来自浙江，歙县尤甚，比重高达90％。

　　另外，浙商在江西的外来资金中占到1/3，甚至在湖南、湖北、重庆和四川等长江流域省市，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数字是枯燥的，但在这些数字背后，站立着一个数量庞大的浙商集团。每年都会带着数千亿的投资涌进安徽、江西等省份，把“浙江经济”变成了“浙江人经济”。

　　“这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在东部，浙江是资源短缺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同时浙江民营经济又最有活力、发展最好，民间资本殷实，产业和资金对外转移意愿强。”南京市建委研究室主任陆玉龙向《决策》分析道，“安徽等地，由于其独特的资源优势与地缘关系，自然成为浙商首选的产业与资金转移目的地。”相关数据显示，目前转移到安徽的浙商已达40多万人，浙企超过1300家，浙资逾1000亿元。

　　这种转移的结果是，安徽等泛长三角地区与长三角的产业关联度迅速提高。

　　据相关调查显示，毗邻长三角的某市，有近三成的企业，其原材料供应与生产线配置是在长三角实现的；半数以上的企业表示同行业中主要企业基本分布在长三角；近60％的企业表示与其有业务联系的上游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近70％的企业表示与其有业务联系的下游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

　　显然，对于浙商来说，泛长三角虽然无其“名”，但早已有其“实”。而这种民间的经济力量不仅在长三角内部形成扩散效应，加强了泛长三角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为泛长三角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还反作用于政府，推动政府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与之相呼应。

　　仅就安徽与浙江两省而言，由于两省之间的日益强化的经济联系，从2002年到2005年，两省党政代表团多次互访，分别在合肥与杭州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活动。

　　2002年两省政府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两省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两省经协办签订了《关于建立浙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联合协调会议制度的协议》。到了2005年，两省政府更是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战略合作的协议》及5个专项协议，亦称之为“1+5”合作协议。“1”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战略合作的协议，“5”就是能源、交通、农业、旅游、科技专题合作协议。

　　此外，两省政府还签署了《关于建立皖浙经济技术合作工作机制的协议》，分别成立了联络组、能源组、农业组、交通组、旅游组、科技组、中小企业组等7个工作小组，初步建立了皖浙两省间合作工作的长效机制。这一切均在事实上孕育着泛长三角的雏形。

　　长三角的国家使命

　　不管是对上海责任的追问，还是对浙商力量的期待，背后都是同一个命题：长三角的使命。

　　2004年11月，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在北京低调成立，“十一五 ”规划确定的长三角区域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自此，长三角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既然成为国家战略，那就负有国家使命。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目标来描述这一使命，那就是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但这只是目标，并非目的。“长三角最终的目的还在于成为江浙沪乃至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进而通过长三角的率先发展实现拉动周边地区的进步，甚至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相关专家向《决策》分析道，这背后的现实是中国经济过去是沿江自上而下走，现在则要自下而上走，“中国当年举全国之力建设上海在内的长三角，现在也是长三角自下向上走的时候了”。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只有长三角承担起自身的国家使命，才能带动长江流域，“到那时，东部有上海，中部地区有长株潭、武汉城市圈，再加上西部的成渝，中国的‘金腰带’就硬了，这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都是好事。”王泠一向《决策》如此描绘一个美好的图景。“这即是说长三角本身不应该是一个经济边界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经济龙头的概念。”王泠一直言道。

　　但是，“如果仍然是按照原先的小长三角16个城市，已经不能起到带动长江流域沿江发展的国家战略的使命。”沈玉芳告诉《决策》，“温家宝到上海来也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从更长远的未来出发，即便是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也已不足以承担起长三角发展的国家使命。”相关专家断言。

　　对此，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等相关专家的建议是，要实现长三角的国家使命，“一方面是长三角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将与长三角具有经济联系的地区纳入进来，扩展长三角腹地，达到扩大效应。提升长三角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是区域一体化，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是泛长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