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于是讲一句话——帮助缓解恐惧

　　黄教授：参与了这些工作，后来就和非典攻关组的副组长，带了一批科学家，我们先到广东，了解广东的情况，进行学术交流，介绍国外的情况。后来又到了香港，也跟香港进行交流，参与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顾问其实主要是做咨询工作， SARS期间我主要就是做一些咨询，参与讨论，然后介绍宣传，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参与具体的什么到现场救人家之类，没有做这些工作。有些事情要说大也大，要说小也小。广东省请我做顾问也是介绍国外传染病控制的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大家最怕的是不知道这个病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等于是讲一句话——帮助缓解恐惧，因为人最怕的就是恐惧。

　　比如说当时北京据说想建立一个大型的传染病院，当时也准备请我做顾问，合同都拟好了，后来也没签，就是口头上帮忙做咨询。他们把计划送给我看，那天我还在深圳，我一看，不对啊，怎么可以建立传染病院，我说这个千万不能做。后来我还专门写给科技攻关组的领导，我说不能建这种传染病院。我说为什么？因为，一，北京原来有两个传染病院，如果SARS不来，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没有急性传染病，都是慢性传染病，如果再建大型的传染病院的话，SARS过后干什么？我给他算一个帐，不要做大型的，两千员工，一千员工，每年光水电费、工资开支都要好几千万，我算的很具体。后来SARS过去了就不需要了，也没有再建。内蒙古当时花了一亿还是两个亿建了，之后没有人，就撤掉了。上海也建了一个叫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建在郊区，我去参观过，很漂亮。现在每年政府都要拨几千万到上亿的资金支持它，且不说他原来花了多少钱。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SARS后转战全国培训

　　黄教授：SARS之后就是大量的时间投入培训，培训公共卫生各层干部，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天飞机要飞好几次全国各地去。北京市处以上的卫生系统的干部都听过我的课，北京卫生系统在小汤山办了三期学习班，才把所有处以上的干部培训完，每次都是让我去讲半天或者一天。过了几年，这些院长看见我说我还记得你当时做的报告。当时主要市宣传公共卫生新理念，公共卫生系统应该怎么建设，怎么应对传染病，因为当时是讲应急，我说应急是不行的，应该是应对，先做好准备，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中国官方报纸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年至少几例，SARS只是其中一例，就是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是运气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贯不重视公共卫生，派出去学习的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很少有人在政府里面做公共卫生，而且做到部门负责人，做过传染病类似的项目。我是美国的州和国家一级疾病控制的顾问，所以我了解他们整个体系，才能把现代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从理念到具体做法介绍了很多回来，就是做了这样一些工作。有些东西，比如刚开始很多人搞不清，包括院士都搞不清公共卫生是什么东西，认为全是政府的事情。所以我就写了几篇什么是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的特征这方面的文章，介绍公共卫生，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是有限责任，他不是无限的，公共卫生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大量的公共卫生的普及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

　　主持人：您觉得您好象做的没什么，但是当时如果没有您的出现，后来真是无法想象。

　　黄教授：那应该不会。

　　主持人：当时国民已经全民动员了。

　　黄教授：我能在非典时期回国这个事情，当时报纸也报了。可是就起了这样一些作用，我个人觉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正好学这个东西，为国家做一点贡献，而且我本来就是要回来的。

　　主持人：你可能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国内有很多人，包括领导干部，他很害怕。

　　黄教授：不是我看得透，因为我十几年就做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很熟。比如说艾滋病大家很怕，而我20年之前就跟艾滋病人拥抱过，知道没事。我就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提供一些信息，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SARS推动中国各方面改革脚步

　　黄教授：我当时回来第一天是住科技部的公寓，后来部长说这个不行，条件不好，后来把我调到梅地亚去了。当时每天吃饭我要等一个小时，为什么？只给我一个人做，我吃了好几天我都吃烦了，都是一样的东西。后来我想到门口吃，那么一条街，我找不到吃的地方，所以只好回去吃。当时确实是大家很恐慌，当时中国的恐慌和“9.11”以后美国的炭疽危机是一样的。到了04年，SARS再在北京出现，大家就不慌了，那个时候我也参与了整个过程。04年出来的时候，是04年是4月22号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我们也是那两天知道的，已经快到五一了。卫生部负责把我们几个人叫过去讨论，五一要不要放长假？所以我们做全面的分析，因为这个责任是很大的，五一不放长假，就意味着北京的损失那是以亿来算的，我们就一条一条的，传染病、艾滋病去分析。最后我们分析了所有从传染病正常的传播途径到其他的，全排除了以后，我们得出的集体结论是说五一应该放长假，这个传染病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主持人：最后即使是放了长假，北京那年的旅游业还是不如原来。全国的旅游业都不如原来。

　　黄教授：假如不放长假的话那损失就更大了，起码还有一个稳定民心的作用。

　　主持人：亲历SARS整个时期，您觉得反映出中国的哪些问题？

　　黄教授：其实SARS期间，还是反映出中国的很多信号。SARS不是传染病很重的疾病，但是中国当时的那种做法，到处打消毒液，打疫苗，吃防感染的，都没有用。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自我隔离。其实在防治传染病、防治慢性病上，都不要迷信技术，现在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是迷信技术，而是应该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就是用这些很简单的科学方法。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国事无双》，这本书我感受很深，写的是伍连德博士在一百年前，他在东北控制鼠疫的流行，当时哈尔滨死了好象五六万人，他当时采取的控制措施和我们SARS期间一模一样，而我们SARS期间，我们开始并不了解伍连德做的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人的传统，优良的传统都应该得到传承。所以我觉得搜狐在五年之后纪念SARS，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提醒大家要关注健康，只有每个人都关注的话，大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环境。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要传达人类是在和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成长的，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没有这些问题的，因为你要生存，要发展，都需要健康。

　　主持人：SARS之前，你在回国内之前，美国民众和政府对中国当时国内爆发的SARS有没有什么反映？

　　黄教授：当然很有反映，当时华尔街日报还有哪个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要遏制中国，就是说要教训教训中国人，太不负责任了，中国人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可以说骂声连篇。当时新加坡总理吴国栋，已经决定了的到中国做国事访问都取消了。我们吴邦国委员长要到马来西亚访问，被人家拒绝，一大堆的舆论压力推动了中国。后来我们撤换了官员，成立了非典指挥部，舆论就完全变了，国外开始赞扬中国。可以说，SARS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革，SARS的贡献是很大的。像温总理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是在灾难中学习，还有十七大首次提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SARS唤醒全民健康意识

　　主持人：您回来之前有没有觉得中国要做好这项任务太艰巨了。

　　黄教授：全世界都一样，都是很艰巨的。最主要我觉得中国在健康、在疾病预防、在公共卫生体系这方面，最重要的观念的问题。举个例子，已经有多少科学证明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竟然我们的烟草局官员还在提要制造老百姓抽得起的烟。但实际上它是在透支子孙后代，有科学家研究发现中国一年的烟草利税是1050亿，但每年因为烟草造成的健康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要付出1500亿。

　　主持人：全国动员之后，您负责培训的时候，那些人还是非常积极的。

　　黄教授：SARS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唤醒了全民的健康意识。培训是很有作用的，大家了解了国外的公共卫生应对体系是怎样的。下个星期我还要到济南给济南军区的那些师长们几百人讲健康。关键是一定要有正确的、主流的声音出来，否则的话，鱼目混珠太多了。

　　主持人：媒体有时候对这些不够专业的话，也是分辨不出来。

　　黄教授：去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媒体培训班，我做了一个讲话，我跟媒体讲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几十人到上百人，我那个讲稿也在我的搜狐博客上，你们有兴趣都可以看，题目就叫做“如何练就孙悟空的金睛火眼”，副标题是“和媒体朋友谈谈如何提供科学准确的健康信息”。

　　五年后的中国完全能应对再一次SARS来袭

　　主持人：如果五年后的今天再有一次像SARS那样的传染病袭来，您觉得我们能很好应对吗？

　　黄教授：也不能说很好应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有能力应对这种传染病。

　　主持人：SARS这些流行疾病到现在每年还是有几例爆发出来。

　　黄教授：SARS从04年开始就一直没有了。

　　主持人：一直都是疑似的？

　　黄教授：疑似的都没有了。因为很多新发传染病他是不知道原因的。

　　主持人：黄老师，现在SARS已经过去五年了，目前中国的流行病预防，公共卫生建设和五年前比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黄教授：现在是大大提高了，我刚刚参加了全国的传染病监测方面的会回来，因为我也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专家组的成员。我发现现在我们在传染病监测方面，可以说是世界最好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全国网络一直报到县、乡，我们中国做到了。就是说你在江西的某个县发现传染病，北京马上就知道。因为通过网络直接报出来了，这个系统是全世界最庞大、最好的，而且我们的分析整理工作也达到国际水平，已经和国际接轨了。传染病的硬件方面这几年已经训练了不少，我也参与了给他们讲课。所以在传染病方面应该说大的威胁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控制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现在关键就是说信息的畅通和观念的转化还存在一些问题，再就是基层人员的培训，整体素质提高，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