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 作家

    1946年出生。1980年开始写作，并多次获奖。1980年代以长篇小说《新星》等广为关注，1990年代发表多部“研究”气功的著作，引起较多争议。

　　柯云路：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30年争议者?科学与伪科学

　　虽然胡万林已被确认有罪，但柯云路仍认为那是个错案

　　62岁的柯云路头发斑白，不常笑。采访开始的时候，他将放着录音笔的茶几往自己身前拉了拉，方便你们，他说。他非常乐意分析女记者们的情感问题：“采访我的这些记者都是女孩，一多半都问我婚恋问题。前些天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个女孩给我讲着讲着痛哭流涕。”

　　他喜欢谈论当下，表露自己生活的“即兴”：“我大多数时间是坐着，沙发上堆了很多书，每本书我伸手都能拿到。我随意抽出一本书看，在看的过程中忽然创作灵感来了，马上就开始写。我的纸笔就在旁边。”他反对“进度”：“我写得多的奥妙之一就是没进度，我绝不给自己定任务。”

　　他的生活也是“单纯”的：“我不做股票，也不做基金，也不炒房子，只靠写书，绝不进行商业写作。我为了单纯。”

　　“我的政界和商界的朋友大多很信任我，有问题就找我，我就利用多方面的特长吧，比如我懂点经济学、政治、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东方文化，来帮他们解决问题。”

　　也许这些话可以解释柯云路何以著作如此丰富，涉及如此广泛。在他28年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政治小说、商界小说、西方哲学、东方禅宗、情商开发、婚恋解答、家庭教育、气功、中医、神秘现象……内容纷繁错杂，时间犬牙交错。司马南曾评论：“柯云路的写作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阅读速度。”

　　那一段“独”的历史

　　谈及其过往，柯云路明确表示“我不是特别喜欢讲这个话题”，“首先我不愿意披露我的家庭，另外我不披露我的个人生活，决不把自己做成一个明星，提供各种各样的逸事、趣闻。”于是在有限的资料里，我们知道他1946年生于上海，父亲为工程师，母亲为家庭妇女，并无严厉家教。

　　他的文学道路从高中开始。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一零一中，第一次当堂作文课，语文老师站在柯云路身后看了半天，课后问他，是不是对文学很感兴趣。柯云路说，有一点。“文革”伊始，这位吴姓语文老师因当过右派被学生批斗，受其赏识的柯云路也被牵连，成为“修正主义黑苗子”。

　　“那天这个老师在宿舍吊死了，宿舍就在学校里，她的尸体被抬出去，人们围观的一大堆，我就远远地看着。那时候的心情大概跟我以后当作家有点关系。”

　　1966年底，柯云路在北大看到一张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提出反驳。他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正确，便找到了写大字报的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后来两人被抓，柯云路也被抄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动物园贴到圆明园。”

　　1968年，柯云路到山西绛县插队，在农村呆了四年。“挣工分，种地，养猪，磨豆腐，犁地，耙地，扬场，摸爬滚打”，他说他一直在观察着这个社会， “那几年的生活跟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个我怎么能写《新星》呢，写县、乡的干部也写得不像啊。”

　　1972年，柯云路到位于榆次的山西锦纶厂当工人。1980年，他的处女作《三千万》在《人民文学》发表，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1983年，柯云路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从我写作开始，如果说我有什么特点呢，我非常地单独，非常地独立，单独，孤独，独立，甚至用一个‘独’字也可以。”

　　柯云路说，他无党派，而“我加入这些党派都是有机会的”；他曾经是山西省政协委员，“再往下很可能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了”，因从不去开会，这一职务没有得到保留；他身处作协，从不参加任何作协会议。山西作协曾经为十个有贡献的作家分房子，别人一番抢，“出去十分钟上个厕所回来可能就没了”，柯云路不要。他仍然住在榆次一间破平房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水龙头，家里一洗衣服他就去提水，骑自行车上街，在城乡交界处散步，跟农民聊天，图的是“那地方比较安静，离太原远，没人打搅我”。

　　“作家里面有很多群体吧？每个作家都可能有一群志同道合人际关系比较接近的朋友，每个作家都可能在苦难的时候呼救，写出比较好作品的时候会有人给他来捧场。我没有。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作为朋友来帮助我，我成功的时候也没有人来给我喝一下彩，我完全都是独立行动。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到像我这样。”

　　这个特立独行的作家自称“人生最大爱好有三：文学，哲学，科学”。

　　文学：写“文革”是我的使命

　　柯云路的文学创作从政治小说开始。

　　其处女作《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是还有些概念化的，成名作《新星》里的李向南则生机勃勃。柯云路借李向南之口，对政治发表宏论：“……真正能够使千百万人，一整代一整代最优秀的青年为之献身的只有政治！政治毕竟是集中了千百万人最根本的利益、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是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有生机的活力。”那时的柯云路喜欢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带着写长篇历史画卷的气魄。

　　时隔近二十年，关于这个看法，柯云路说：“那个看法到现在我觉得也不错，那时候对生活更投入，更入世，更有改革的激情，老想这方面对社会有点干预。当然我现在看得可能比那时更平和，更超脱，更达观一些，更乐天知命，因势利导一些。”

　　此后，柯云路写了《夜与昼》、《衰与荣》，仍旧是政治小说，笔调却不再热情，而是冷漠并具批判色彩。他说，这实际上是对人物、对社会描述刻画得深入了。

　　1996年至1998年，柯云路出版商界小说《超级圈套》和《成功者》。“那段生活接触了点商界的生活，我并没有从商。”

　　那几年，小说家柯云路正因其“生命科学研究”置身舆论漩涡中。1999年，北京某报批评柯云路是“当代中国的另一种文化人，具有写作速度快、善于把握热点等特点，以东拼西凑、谬误百出的理论为伪科学开道，自我评价甚高”。

　　2000年春，柯云路出版了以“文革”为题材的《芙蓉国》。“‘文革’比较敏感，我的名字也比较敏感，两个敏感搁在一块就是我的书它出不来”，他化名“辛克”，通过中间人与出版社联系，搞得出版社以为发现一个高水平的新人，非常兴奋。“它写了‘文革’的全过程，三教九流，从北京到中央到地方，全部写了。这样写‘文革’的书，我那是第一部。我当时就是想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写法来写‘文革’。”

　　此后，他迅速地出版了五部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其中《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据柯说，“经过七个出版社，到第八家，所有主编副主编全部签字，才出。”

　　“写‘文革’是我的使命。刚踏入文坛的时候时机还不成熟，我自己还需要一个提高的过程，另外要和历史拉开距离。”

　　为什么觉得写“文革”是你的使命？我们难免好奇。

　　“‘文革’首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给文学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素材，特别重要的创作素材，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是从他的良知也好，文学创作也好，是不能绕过去的。而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肯定适合写；另外我一直在思索中国社会问题，对这段历史能够梳理清楚，写它才有一定的思想性。”话里依稀可见《新星》时期社会干预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