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去世还未过“一七”，人们对他的纪念与追思还没有止息，柏杨先生就在今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寿89岁。两位有风骨的老人相继仙逝，令人不禁扼腕痛惜。两位老人的大半生虽各居大陆、台湾，却皆因思想问题而入狱。囹圄之灾不但没有摧毁他们的人生，反倒把他们的灵魂打磨地更加光洁。

　　1968年6月，已是岛内知名杂文家的柏杨被当时的台湾政府罗织罪名判处12年徒刑。坐了9年26天的牢以后，柏杨出狱。之后，他多次要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目作演讲，都被取消，1984年，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柏杨才第一次作了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1985年，《丑陋的中国人》在台北出版，第二年，在大陆“出版”。然而，完整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直到2004年才在大陆出版。该书在大陆出版一波三折，到真实见证了一个中国人去丑陋化的过程。显然国人的丑陋不仅仅来自于人性的阴暗面，也与文化和体制的封闭有着莫大的关系。在通往开放与自由的路上，正是国人正视自、反思、清洗自己灵魂的过程。

　　虽然事隔二十余年，但是至今仍然不能否认，柏杨对国民性的批判乃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这一批判上承鲁迅一代，是因抗战和内战而中断的文化启蒙运动在当代的延续。柏杨在80年代的雄起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他准确地踏上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大势。柏杨出狱之后适逢两岸的政治气候皆从严冬向春天转变。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陆已经开始大张旗鼓的进行改革开放，到1985年各种西方学说也几乎都找到了在中国的传人。而此时，台湾也正处于政治解冻的前夜，岛内也日渐宽松。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共同的文化根基所决定。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两岸的思想者或坐牢，或下放，你纵有冲天的智慧之火只能在斗室悄悄地燃烧。对于两岸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政治解冻这个前提，国人的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一日千里，当然，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出现对传统文化、国民性反思、批判的思潮。柏杨恰恰就是中华民族在开始摆脱其酱缸文化的特质之时，开始了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方向直指现代国民性的再造。他要解决梁启超、梁漱溟、鲁迅、毛泽东等人所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风云激荡转眼间20年已经过去，当年的文化斗士已经驾鹤西游，当年的命题却远没有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得到解决。从大陆到台湾，乃至到海外的华人社会，似乎人人头上都还顶着柏杨老先生给我们盖的印戳。或许有些人可以漠视这个印戳的存在，或许可以以丑为美而幸福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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