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茅于轼，4月26日在“北部湾高峰论坛”上表示，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无助于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大量搞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反而可能推高房价。他的此番发言遭到了不少网民的炮轰。杨涛先生为此打抱不平，他说，与其为了反对其人而反对他的观点，不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吸取其有益的观点。(2008年4月29日新华网)　　

　　对于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应多点思考，最好是能通过调查研究之后，再来反对不迟。我这样说，是不久前，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提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允许贫民窟存在，起初看了他的这个观点，我也觉得很刺耳，也和其他学者、时评家一样，认为这是对农民工的歧视制度化、合理化，这样会出现新的族群对立，激化矛盾。还自认为自己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为自己长期关注“三农”，提出的见解，写过的文章，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偏差。但是这一次不仅是出现偏差，而是自己的观点彻底地错了。　　

　　表面上看秦晖教授的观点是不对的，也是不顺应潮流的，更不符合大众的口味，或许还有人会骂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嘴脸”，是贫民的“敌人”。而说“民工的歧视制度化、合理化，这样会出现新的族群对立，激化矛盾”的观点，很能得“民心”，并有很强的鼓惑力。事实上，我们常常被这样的“民心”观点遮挡了我们的视线，掩盖了真相。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究竟需不需贫民区，谁最有发言权？是专家学者、时评家们，还是农民工？无疑，是农民工！　　

　　伟人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就坐而论道，显然写出的东西，说出的观点就不符合当前实际，又怎能不出现偏差？为了弄清谁的观点正确，笔者抽出时间走访贫民区进行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政府不能提供福利性低价房、廉租房给低收入群体的情况下，允许贫民区，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理念。　　

　　在城中村笔者看到这样的简易房(当地村民搭建后租给农民工)，墙是用胶合板隔开的，上面盖着牛毛砖，这里聚集着四五十户人家，每家十几个平房，卧室厨房也是用胶合板隔开的。农民工兄弟诉我，这些聚集的人其实都是老乡和亲戚，他们在一起有个照应，每月每户租钱50元，水是地下水，几家合打一个压水机也就够了。他说，夫妻每月打工的钱还不到2000元钱，如果在城里租房，要电要水，加上吃伙食，工资只剩下一半不到，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要买化肥、农药、种子，老人要看病，孩子要读书，还有人情客往，不省就没法过。　　

　　屋里很暗，孩子在屋外写作业，一张小桌子，一条小板凳，写完了就搬回去。孩子的母亲说，当初他们夫妻都在这座城市打工，不敢租房，就各住各的（厂里）集体宿舍，后来孩子要读书，她就回老家看管孩子。可她的丈夫总是不放心她在老家，因为他老听到留守女人红杏出墙的事。他找到了这便宜房后，就带着孩子来了。　　

　　她的话让我想起了最近在媒体里风光了一把的现代版西门庆杜凤华。这位43岁的云南农民杜凤华对身边10余名外出打工人员的妻子为所欲为，在伙同其情妇苏红毒死苏的丈夫及儿子阴谋败露后，杜被苏的丈夫等人乱棒打死。如今的乡村，的确对人的“抛荒”甚至比对土地的“抛荒”还更严重。为了生存，这些活生生的人不得不处于一种“抛荒”的状态。熊培云先生对这种制度篱笆有一段妙论，他说，如果说潘金莲终于投进了西门庆的怀抱，是因武大郎先天不足，没有魅力，“留守西门庆”的出现，则要归咎于当前的“武大郎体制”———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制度性缺陷有目共睹。正是这种二元分治导致的两地分居，将原本恩爱的乡村夫妇变相拆解为“体制性寡妇”或者“体制性光棍”，杜凤华才能游走乡里、奇货可居。其实，许多城市为了所谓的繁华，不允许贫民区的存在，使得更多的农民工夫妇租不起房，而不能聚居在一起，成了“体制性寡妇”和“体制性光棍”。　　

　　事实上，就是那些贫民区里非常廉价的简易房，却让一对对农民工夫妻不再“抛荒”，得到了团聚，也让那些留守的孩子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不再缺乏亲情，能天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去贫民区走走，就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了解到农民工为何要住在这贫民区里，贫民区对农民工的重要性究竟有多重！如果政府没有雄厚的财政实力建设价格纸很便宜的廉租房，不能满足农民工安家的需要，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让贫民区存在。(洪巧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