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时任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叶迪生

    “本是平民却做官，忍闻百姓尚艰难。男儿肝胆为家国，报答神州莫等闲。” 

    这是叶迪生刚任天津市副市长时写的诗。叶老虽是理科出身，但却一直酷爱文学，退休后还出了一本《叶迪生诗词书法集》。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在序言中写道：“‘男儿肝胆为家国，报答神州莫等闲’表创业之志；‘长芦今听春潮闹，沽野曾经苦雨摧’言创业之艰；‘渤海波声震万方，云龙际会啸苍茫’扬创业之威；‘明珠璀璨生奇异，大业煌然占上游’记创业之绩。循序读来，令人有开发区史诗之感。”

    如今在叶老的办公室里，还放着很多集成电路、计算机一类的书籍。虽然退休已经多年，但作为全国著名的电子专家，老人一直没有舍弃自己的专业研究。

    “不学习就要落后的。”老人说，职位已经不在，名声也已经淡去，但对电子科技的钟爱，是他不变的情怀，这叫活到老学到老，其乐无穷。

    一直照顾叶老的耿秘书说，除了搞科研，老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读书、写诗、书法绘画，每周还要和朋友打上几次乒乓球比赛，生活很丰富，比过去在开发区创业时“潇洒”多了。

    “叶家的子孙不能全到美国。”

    1978年12月，济南山东大学的操场上，41岁的叶迪生正在跑步。

    作为天津第四半导体厂技术员，叶迪生来山东搞电子项目攻关已有一些时日了。

    那天，操场上的大喇叭播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全文，为了听清每个字，他跑得越来越慢。

    叶迪生听着听着，不由得热血沸腾，因为他第一次听到了全党的工作将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来，这正是他毕生的愿望。那年的冬天很冷，叶老说，但这几句话却在瞬间暖遍了他的全身，报效祖国的机会到了。

    叶迪生出生在南非华侨家庭，兄弟5人。他4岁时随家人回到祖籍广州梅县，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学系。刚上大一，他就被打成右派，每天除了学习，还要打扫宿舍的厕所，接受“劳动改造”。那期间，据说，几年来叶迪生写的检查材料足有半米多厚。但这些磨难并没击垮这个年轻人，一有时间，他就扎到图书馆埋头苦读。

    1979年春天，叶迪生的父亲病危，他匆匆赶回广州，在美国的大哥也第一次回国探亲。

    “老四，趁着现在有政策，你是华侨身份出国方便，赶紧跟我走吧。”大哥回来的目的除了看望父亲，还想把国内四个兄弟都带到美国。其他兄弟都动心了，但叶迪生坚决不同意，“我的大哥在酒店住了三天，日夜动员我出国。”

    大哥最后找到奄奄一息的父亲，想听听老人的意见。没想到父亲说：“叶家的子孙不能全到美国，要留根在中国。老四愿意留在国内，就按他的意思办吧。”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叶迪生回到天津继续他的科研攻关。他和同事们一起研发了50多种半导体新产品，很多产品被用于火箭、卫星、军工方面。这个只有一到二百多人的小厂，到1984年竟实现年利润500多万元。

    叶迪生因此连续三次获全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作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半导体专家，他成为当时全市6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科技专家之一，照片上了《人民日报》。1982年五一劳动节，国家领导人在天津召开的劳动模范座谈会上还表扬了他。

    在香港九龙的摆渡边，一个人恰巧买了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看到那条新闻，激动地叫了起来“哎呀！是老四，真不简单。”他就是当年去了国外的叶迪生的二哥叶竞生，当时没有电话，叶竞生奋笔疾书给在天津的叶迪生写来问候的家信。这个消息传遍了所有叶家的亲人。

    仅有一台空调，外商来开会才能用

    “你是叶迪生吧，你怎么还在办公室画图呀！开发区正在筹备，你要赶紧上任。”两个人闯进叶迪生的办公室，打断了他的研究思路。他们是代表开发区来催促叶迪生马上到开发区报到的。

    “开发区是干什么的？”叶迪生感到很突然，于是他找到电子仪表局领导诉苦，不想离开自己的科研岗位。

    “我们也舍不得你呀。”仪表局的局长说，他们也正和市里协商，想把叶迪生留下来，在局长怂恿下，叶迪生去找市委组织部，希望能留在厂里继续搞科研。

    “那不行，市委决定了能随便改吗？”组织部长告诉叶迪生，李瑞环市长点名推荐他到开发区工作，那里将来要建成全国乃至国际的工业和科技基地，必须要有专家去一起主持工作，别人不懂应该引进哪些先进的科学技术。

    一番话让叶迪生动了心，一个新的科技领域对他充满诱惑，“就这样我做了‘叛徒’。”叶老大笑着说，他的“倒戈”，可让老局长郁闷了很长时间。

    塘沽当时在天津人心中还是很偏远的地方。叶迪生从没去过，在他的想象中，既然是搞科技的开发区，应该有很多工厂，有很多技术工人。

    然而，当他和其他人员一起来到当时的开发区，看到的却是一片盐碱地，到处都是晒海盐的池塘，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寸草不生。

    “这就是开发区？”叶迪生问。

    “对，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建设咱们天津的新兴的经济区域。”领导答道。

    那是1984年的夏天。

    “当时是真艰苦啊。”管委会在开发区的办公室是在盐碱地上临时建起的一处简陋平房，管委会的全部成员不过二三十人，办公用的桌椅器材也都是简陋的，只有会议室才有沙发。

    “我这个人怕热，每天在办公室都是热汗淋漓。”叶迪生说，整个办公区只有一台空调，安在会议室里，但管委会却规定不能开空调，只有在外商来开会时才能开。

    平时，大家都是举着大蒲扇，一边扇着一边研究基建和探讨招商工作。实在太热了，大家就用大盆装上冰块，一个屋子摆上一盆降温。

    第一批标准厂房建起来时，有些工作人员建议给管委会重建一处新办公室，但管委会却坚决否定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应把有限的资金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提供良好投资服务环境更为重要。

    “先生产，后生活。”叶迪生和当时所有管委会人员都提出了这样的创业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