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复杂的环境，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现成答案。不联系中国具体国情，有些貌似严谨并且经实践“检验”的理论还可能给人们以误导。

　　先说慎用准备金政策。西方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的经典理论认为，在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常用工具中，存款准备金率不但能够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数量，并且还通过改变货币乘数而改变原有超额准备金基础之上的货币创造，因而能够强烈地缩减或扩张货币，大幅变动货币流动性，从而能够在短时期内较大幅度地改变货币存量和利率，引起宏观经济活动的震动，通常被视为货币政策中的一帖猛药。经济学理论给出的实践指导是，尽量少用这种强有力的武器，以减少政策变动给经济生活造成的冲击。

　　2006年7月以来，我国货币政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调整密集期，各种政策工具频繁出台。2006年7月-2008年4月，共上调准备金率16次，上调利息率5次。可见，准备金率调整超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常用工具。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不同并不在于工具使用的常态，而是政策的结果，即准备金的调整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并没有造成大的冲击。

　　显而易见，慎用准备金政策判断的前提条件（应用范围）是封闭型经济体系。实际上，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准备金率调整是冲销国际收支变动对一国货币体系冲击的最有力武器。

　　再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基于这一认识，对当前股市“熊”迹的分析，自然会得出国民经济面临的空前不确定性是其中重要原因的结论；从另一角度看，股市低迷预示着国民经济运行可能逆转。

　　股市要成为国民经济晴雨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备一定规模，即股市的涨跌要能通过财富效应对国民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二是股市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要相对应。就第一点来说，去年的股市暴涨虽然让中国的证券化率提高至132.6%，但随后随股市波动又急剧下降。另外，中国投资者账户数量虽然超过1亿，但有活跃交易记录的不足1/3。对应性要求是一个动态的标准，意味着随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上市公司规模和结构也要保持同步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30年的快速增长，按其主导增长方式动因的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历了制度增长和要素增长两个阶段，目前正面临着以结构调整为主要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构增长阶段。结构增长阶段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会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由于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因素不同，资本市场的结构调整不可能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步变化。何况，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一个深化改革的发展阶段，滞后问题会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存在。

　　因此，即使资本市场低迷，并不影响中国经济能走出独立行情的判断。没有来自实体经济领域的大冲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下进入起飞阶段的中国经济，会走出较长时期的景气行情。难怪有西方媒体对当前中美两国经济的看法是，“美国是存在问题不存在恐慌，中国是存在恐慌不存在问题”。（胡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