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性工作者生存安全调查

　　她们是边缘中的边缘，弱者中的弱者，时刻被危险包围，遭受暴力袭击后极少报警，破案困难重重。

　　“色字头上一把刀”

　　自2007年年初，南方周末记者对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状态的调查，在辽宁、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展开。此间，各地“小姐”被杀、被强奸的消息以每周1—2次的频率继续见诸媒体，鲜有中断。

　　来自多个研究者和NGO的调查同样证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胁。比如红尘网——一个专门关注边缘女性的网站，2005年，网站管理员、妓女瑶瑶在深圳遇害。从2007年1月至今，该网收集到的性工作者被杀死、强奸的案例约200起。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赵军开始了一项新的调研——在一个中部中等城市，和一个沿海大型城市，针对以性工作者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进行犯罪学、刑法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

　　“对于她们，首先是谋生、吃饭，然后才是小心不要被打被杀；预防艾滋病性病，那都是更靠后的事情。”性学家、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说。潘绥铭介绍，近年北京未破命案中，40%的被害者是性工作者。

　　在公安部门正式的案件统计中，还不曾有“性工作者被害案”这样一个专门的类别。无论对于南方周末，还是其他研究者，对这个隐蔽的灰色人群的调查，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数十名性工作者的直接访谈、上百个公开报道案例的统计分析之后，“小姐”安全状况的一副概貌展现出来——被杀害、被强奸、被抢劫，是底层小姐们随时面临的危险。

　　时间——80%以上的案件发生在凌晨，这是她们“交易”最活跃的“工作时间”。

　　地点——最多见的是城市出租屋、小旅社，和碰巧人去屋空的发廊。而城中村则是最危险的地方。在中国的大型城市，钉子一样的城中村不少于5000个。

　　在华南某市的一个城中村，本报记者曾目击上千警察拉成三层大网、打击卖淫嫖娼的壮观景象。行动结束不到3天，一切照旧。在广州市的杨箕村，警方一度悬挂着这样的标语：“色字头上一把刀，小心被骗入出租房劫财！”

　　这是“树叶”的另一面——“小姐”伙同他人有预谋地对“客人”实施犯罪侵害，同样不绝于耳。地下性交易，对于小姐和客人双方来说，都可能意味着谋财甚至害命的陷阱。

　　“穷杀穷”与“黑吃黄”

　　赵军的研究正在开始系统呈现此类犯罪的特征。他的调查不但包括案卷分析，更是从和警察们一起吃火锅、喝啤酒、看球赛开始的。他将此种方法概括为“入圈式调查”。他的调查显示：越是低端的、不断流动的站街女或发廊女，受到暴力侵害的几率越高。

　　警察们向赵军慨叹：为了保证服务业发展，警员要进宾馆或大型娱乐场所，需要得到分局领导的批准。而高档一点的桑拿，几乎可以“规范经营”，明码标价、前台结账。警员们的处境是：星级酒店不可随便进入，罚款的压力却并未减轻。到旧民房和建筑工地去查外来工，虽然没有限制，可“除了解放鞋，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些最底层的性工作者，更容易成为查处目标。

　　得不到警方的保护，也就意味着更容易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用赵军的话来概括，“越是地下化，就越容易受侵害。”

　　底层的性工作者生活艰难，青岛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在防艾工作中接触的最贫穷的性工作者，一次交易仅收费5元。而在武汉洪山广场，本报记者取得了前文所言“儿子上大一”的“黄阿姨”的信任，去她家里看看。这个个多次遭劫的女人自认最安全的工作地点，除了一床，惟一的家具就是一张二手桌子上面还刻着“办公室”，寒酸压抑令记者有一种逃跑的冲动。

　　一方面，是最底层的性工作者最容易受侵害；另一方面，对这个最底层的人群实施侵害的，同样多是底层人群。

　　嫖资纠纷，是最常见的血案导火索。在深圳，一个发廊妹的死带给“客人”的收益，是13元现金；在广东河源，一个老翁要将事先商定的50元嫖资“砍”到20元，最终让小姐丧命；在内蒙古某地，“客人”拿不出事先商定的100元，“小姐”提出用3件衣服折抵，争吵最终导致小姐被分尸后弃于水沟。

　　而来自警方的案卷显示，针对小姐群体的绑架抢劫，越来越呈现“专门化”特点。

　　2006年，湖北某地警方破获了一起集团系列抢劫案，主犯经历是：先开发廊“经营”她们，后来索性直接抢劫她们。此人退伍回原籍后没有工作，开设了一个小休闲店，但生意不太好。在平时的闲聊中，他从自己店里小姐口中得知，有些姐妹做生意时遭到过客人的绑架和抢劫，但不敢报案，被劫财劫色，也只能吃哑巴亏。他由此受到启发，开始在网上浏览相关信息。后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黑吃黄”的网站，上面详细介绍了绑架小姐的各种方法、技巧和注意事项，并宣称：采用该网站推荐的方法作案，至少要做50至70件才可能因疏忽被查获。

　　于是，他联络几个无业人员，给他们介绍相关作案方法，实施针对小姐的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