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早上6点钟，我脑袋空空，看着太阳发呆。我的心在成都。现在，戛纳成了后方，成都、都江堰、汶川才是前线。

　　北京时间12日晚上11点，国航的飞机停靠法兰克福，还没下飞机，同行的摄影记者方迎忠一边拿着手机一边告诉我：四川地震了———他的语气平静，因为他已经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地震洪灾，甚至还有战争和海啸。

　　接下来的几秒，机舱里所有的人手机都接到了各种各样的短信，“死了3000人”“8000”，人们开始报告着不同的数字。此刻距离北京时间12日下午2点28分，已经过去了9个小时，如果说亲历地震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强烈的恐惧，那么我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则同样永生难忘那种同样的震感———虽然不是来自身体的。

　　接下来的两天，我和我的同行们完全被感情的洪流所淹没。一个朋友通过短信告诉我，说他每天去一次彭州，同样是做记者的老婆则去都江堰；还有朋友开着车去高速路口送水；我们报社的编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上海的一个男记者来戛纳之前刚和最要好的同学兼同事大吵一架，但那个同学地震的时候正在卧龙采访，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天后，那个同学成了卧龙当地救灾的临时副指挥，用海事电话和外界保持联系。

　　我每天都试图和家里保持联系。爸爸有点老花了，回短信很慢，我通常是2秒钟等不到回信就焦躁无比，立刻回拨过去。妈妈的脚在我出发之前骨折了，她每次躲避余震都需要忍痛从9楼一步一步捱到平地。有一次爸爸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就从MSN上找人从成都本地打过去，我跟对方说谢谢，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在戛纳这边的新闻中心忍了好半天，才没有流下泪来。

　　我的MSN上所有人的签名都是“四川，我们和你在一起”，可是我却没有和四川在一起。戛纳开幕当天我给领导打报告，说我要回来。我要回来，让我至少回来和你们在一起，我可以去送水，去送药，去献血，或者在报社大楼里熬夜做版……

　　今天早上6点，那个和同学吵架的上海男记者把我叫醒，说“我想回去”。这个复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所有的同学都去灾区了，有的是徒步。

　　第一次，我们集体不敬业。中国记者哪里也不去了，不去看参赛片，不去酒店堵明星，不去排队登记约专访，甚至不想写任何稿件。戛纳歌舞升平，这里的红地毯、钻石和华服，都无法使我们的视线聚焦，一个模糊的戛纳，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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