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8日——30日，亚洲协会第18届企业年会在天津举办，本次年会主题为“全球商业的新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百度财经作为特约网络财经媒体全程参与报道此次年会，以下为前方发回的报道：

    主持人：现在我们有请最后一个议程的发言人，最后一个议程将讨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前景。主持人是约翰·伯西先生，他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分设社长。

    约翰·伯西：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以这个话题作为我们本次会议的总结，所以我们尽量的节约和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来进行提问和回答，来进行充分的互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亚太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这就有关于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未来的发展，所以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发言人的简历了，他们都非常的杰出，他们对于中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我们将会在这个议程上向前展望，就是说有哪些问题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是密切相关的。

    当然我也被警告说，对于未来作出预测是有风险的，我想对我们来说，在这个议程当中我们不仅要讨论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且要保持警惕，同时要来看一下在未来还有哪些轨道是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

    我想请每一个发言人来提一下他们认为1-3个问题会影响到可持续未来发展的前景，然后我们直接进入问答阶段。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能源、环境等等还有贸易的问题，最后这些问题都会在我们最后的一个议程当中重新被提及，因为这个话题非常的宽广。

    我在亚洲工作了5年，最近刚刚回到美国。我可能有一种华盛顿的思维，对亚洲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亚洲有30-40亿的人进入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这个地区的生产力不断在发展，这是长期的一个角度。从短期的角度来讲，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亚太地区在未来几年当中的可持续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美国的选举，美国的消费者还有美国人的一些想法都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已经在即了，双方的候选人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事实上，美国的大选事实上所阐述的一种美国的政策是多方面的，不管是贸易还是在多方面都是如此。现在有一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说法，比如说有一些总统候选人说要重新修改北美贸易组织的协定，还有要重新修改或者说考虑WTO的一些机制，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消费者现在面临着国内自己的一个金融危机，这是美国本国的经济问题，比如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有一个金融行业也面临着危机。这就有新的一轮的规管的措施出来，可能不一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样美国的消费者他们现在信心非常低迷是我们在以前最近几年没有看到过的。美国的消费者他们是占了美国经济活动当中的2/3。美国的经济活动是占了整个世界GDP的25%。如果说美国的消费者信心非常低迷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经济很难发展的。还有就是说美国的一种担忧、焦虑的心态，因为美国现在很多的问题，尤其是金融方面的问题不能很快解决。这种焦虑的心态通过很多表达方式表现出来，这也造成一种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大家可以看到《华尔街日报》上面有一篇Mark曾经写的文章，他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基金会的智囊团成员。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就指出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增加国防支出，他认为这会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话题的一些想法，我想首先请卜励德大使跟我们讲一下，在复旦大学最近的一次论坛上你也做了一次演讲，提出以前我们管理亚太地区稳定的一种方法已经过时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卜励德：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等等，我认为以前的这种大国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而且现在有很多软的因素都加入进来，影响着大国之间的力量的平衡，也影响着亚太这一地区，所以我想现在大国之间要合作起来，美国的军队做了一些研究，并且也得出了一个结论为，就是气候变化可能是世界上面临的最不稳定的因素。不仅仅是世界上如此，各个地区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已经提出气候变化这个问题要包含在我们所有的地区的规划当中，还有地区的分布当中。这样我们可以把力量结合起来应对大的灾害，比如2004年发生的海啸。

    我们还记得海啸发生的时候，很多军队的力量集合起来来应对这样的一种灾难，这种像海啸一样的灾难和其他的问题是有可能在未来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这种力量的制约已经过时了，要走向这种合作式的管理。

    约翰·伯西：你讲到海啸，海啸（救灾）是什么样的合作模式？对亚洲有什么启示呢？

    卜励德：我想在海啸事件当中，确实我们看到亚洲国家之间开始加强了合作，特别是在海啸受灾的一些地方，这种海军力量和其他的一些军事的部队开始加强了横向的支援。这种原先属于无组织的一种活动。但是今后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变成有组织的合作。

    约翰·伯西：我想问的是旧式的制约方法在美国是不是也过时了呢？这还是需要时间的？

    卜励德：根据我的观察，甚至我们也可以跨越下一次美国大选去看的话，我觉得确实制约式的这种方法将会过时，如果我们这个地球要能够继续存活，更加繁荣的话，必须要走向合作式的方式。

    约翰·伯西：下面请吴建民先生介绍一下对于亚洲有哪些大趋势？

    吴建民：这个世界在一个十字路口。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有两个趋势，彼此是矛盾的，一种是和平的趋势。一种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式。第二种是冷战的趋势，对立的趋势。

    我觉得，一种趋势是代表着未来，第二种趋势代表的是过去。这两种趋势的出发点都不一样。比如讲到第一种趋势，主要是两种出发点，一个是互相依存。全球化是我们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由于国家之间开始不断提高，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还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像公助一样，大气变化已经成为我们共性的挑战，不管是强国还是弱国每个国家都必须应对挑战，这就使得和平发展和合作成为一个最主要的趋势。

    我们看一看冷战和对立出发什么出发点？冷战的思维以及联合游戏的思维，其实也是卜励德先生所讲到的，在一些国家当中是有市场的，有一些研究以联合游戏的方式在思考问题。这确实是属于过时的思维方式。当这两种趋势走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我们这个世界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在21世纪我们应该要做好抉择，对中国来说，很明显我们会坚持和平发展。因为只有和平发展才能够使得我们能够解决很多面临的问题。通过发展我们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谈到合作，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地实现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我们也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实现发展。所以讲到制约和合作，这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对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说，我们必须要推动的是和平发展互相合作的一种模式，因为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

    约翰·伯西：讲到联合游戏确实容易造成对立和对抗，我相信这是一种过时的模式。但与此同时，你如果看到全球经济似乎确实也是一种联合游戏，因为如果是谈到石油的供给的话，要么是中国得到大多数石油，要么是美国得到大多数石油。价格要么往上走，要么往下走，这种事实上的联合你怎么解释？

    吴建民：我主要从思维和心态上进行思考，石油确实有这样的需求，有些人觉得这样是不是就会造成对石油的争夺呢？其实如果这么去想的话，很容易造成每一方都两败俱伤，都需要石油，这是一个共性问题。这意味着高能效的技术会成为一个朝阳产业。这种节能技术和高能的技术通过转让成为一个更好的商业成果，这反而是双赢的成果，这主要还是一个思考的角度和思维的态势的问题。

    约翰·伯西：那么迈克尔·叶先生来谈一谈微观的问题吧。来谈一谈企业界。能不能谈一谈在可持续发展上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企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迈克尔·叶：对企业家和企业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跟政府实行合作来推动政企合作，比如说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我们应该更为重视。在亚洲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在大气变化，在企业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重要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来谈一谈汶川大地震大家踊跃捐款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而政府一方面应该提供法律的框架，比如说在技术上要更加的在环保产业角度来说应该积极地研发绿色技术去支撑政府的这一框架。政府要提供的是优惠的政策和激励的方式来确保企业界的方向是正确的。政府的做法也可以使得大气变暖对于社会的影响可以最小化，而且可以使得国民社会可以发展得更快。

    正如刚才卜励德先生所讲到的那样，我们也必须要加强合作，包括跨境的污染遏止上的合作，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都在研究如何去对跨境的污染问题来进行合作。我这里想谈一谈主权基金的问题，因为主权基金是一种长期的投资工具，而我觉得很多的股权资金在投资的时候并没有投入于环保型技术，通常是按照华尔街的方式进行投资。

    现在我想谈一谈亚洲今后面临的五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经济发展和可持续之间的取舍问题，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重挑战；第二重挑战就是能源的问题，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以及能效和节能的问题；第三个挑战就是财富的公平分配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确保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必须要缩小；第四是人力资源的发展和教育，在今后的20年间，我相信最大的一种差距是教育上和技能上的差距。所以对亚太地区来说我们必须要迎头赶上；第五是就业问题。我们的宏观政策必须要确保要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约翰·伯西：您讲的非常好。我想问的就是究竟应该实施什么样的一种格局从而能够解决各地区空气污染挥之不去的问题。与此同时，讲到财富的公平分配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迈克尔·叶：一方面当然是双边合作，比如说能力建设，对于印尼来说，比如说像森林大火主要的问题是人力资源不够，因此就造成了森林大火，然后造成尘埃和污染物飘到其他国家的这一很严重的污染问题。这时候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完全可以推动双边的合作来加大印度尼西亚的能力建设。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东盟去做。但目前为什么没有能够给印度尼西亚提供快速技能的支援呢？这主要是缺口的问题。

    约翰·伯西：其实马尼拉和新加坡都提供了这种支援只是不够而已。约翰·桑顿先生，您曾经在高省（谐音）公司工作过。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多边合作的问题，知识的共享在今后年间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约翰·桑顿：在六周以前，我同中国的一位领导人共进午餐。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近期的改革会不会加速？然后这位领导人对我说，我来这么回答，我自己从上一个职位到现在这个职位期间我就写了17本书我想到一个我以前想到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能够过上西方人生活的人数也不过就十亿以下，中国人口是13亿，我们要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短期当中迅速提高，印度也是希望能实现这样的梦想。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这显然是不可为继的一种事实。因为如果25亿人都要过上西方人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对于石油肯定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对任何的食品、水资源和商品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所以他觉得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西方人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个是西方人应该做的事情，而除了中国人现在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以外，中国也必须要推出一种新的模式。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模式目前还没有成型。中国正在走的路跟西方所走的路反而是比较相似，比如讲到汽车的产量，中国的产量越来越大，其实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不可为继的。中国其实也在积极探索，应该要摸索新的模式。新的模式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应该是依托于先进技术的模式。当然现在最主要的技术还是在西方社会。西方在技术方面有非常大的实力。但是西方却比较小气不愿意跟中国分享先进的技术，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定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诚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都必须要能够在关系上实现质的飞跃。就好比是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当时改善中美关系一样，光是在面上做文章我觉得是不够的，虽然说美中关系目前还不错，但还是不够的。从21世纪来说，美中关系还不够紧密，毕竟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在是非常沉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发生在关系上的质的飞跃的话，则我们人类今后的未来都是比较晦暗的。

    约翰·伯西：我想美国下一任总统的候选人是怎么说呢？特别是讲到技术转移，可能我想美国总统竞选人会有所质疑。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在技术转让的时候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想问你的是如何去说服美国人呢？我们首先当然要说服的是美国领导人了。

    约翰·桑顿：应该说美国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思考的还不是非常的深入。特别是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对于美中关系的长远性讨论的非常少，没有严肃的去进行展开。而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可能现在的候选人在这方面还是经验不够。以后如果要领导美国人，实现美国下一波的发展，必须要实现突破。也许像伊拉克问题，伊朗问题目前是美国人比较关心的问题。但这些只不过是近期要解决的挑战，我们还必须要有更广的视野。

    约翰·伯西：那么我想问的就是究竟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要变还是中国的生活方式要变？

    约翰·桑顿：我这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但我想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应该要想办法慢慢的使美国的生活水平降下来。美国人一般都会觉得一代要比一代生活得更好，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一点。所以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必须有这种勇气，而对于中国的领导人也必须要想这些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当中，究竟哪些是21世纪的价值观，如果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表现出来。比如说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好象消费得太少，一直是这么批评中国的。所以美国人希望中国人能够像美国人一样大手大脚的花钱，狂买东西，我

    约翰·伯西：我想再问吴建民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之路当中，确实西方的一些消费者价值观在进入中国包括像买房置车，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放缓呢？刚才约翰·桑顿说也许中国人也必须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服中国的消费者不要去大规模的购车购房呢？

    吴建民：目前来讲，中国还在模仿美国的生活模式，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我们现在有5000-6000万辆车，而且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去年我们进口了1.5亿吨石油。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车辆达到5亿的话，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么多石油来支撑。即便我们能找到这么多的石油支撑，气候变暖的压力是不是允许我们消费这么多的石油呢？我们知道科学家一直在说人类大气当中最大的二氧化碳集中水平程度应该是550ppm，现在我们已经达到420ppm，现在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一定要发生二氧化碳浓度的改变，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这么做。

    我觉得改变不一定会影响生活质量，我们要很好的适应这种变化，也许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更好。比如我们看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那么成功，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经济的成功，每年我们的GDP都达到9.6%的增长率，这是不能想象的，但是我们却达成了，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每一个成功都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现在为成功也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现在中国有3.2亿人喝不到干净的水源，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温家宝总理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因为有很多的疾病，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7.5%的疾病都是由水引起的。如果水不干净的话，就会引发很大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所以胡锦涛主席说我们要有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的一种解释。

    约翰·伯西：我们也说在一定的时期，在一定的时间点上我们一定需要发生改变。

    卜励德：我的同事也在说，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它有能力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领导人实施这种转变，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我们一定要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除了政府的努力之外，我们还要在政府之外达成各个行业的共识，但目前遗憾的是政府还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要不断的调整。

    约翰·伯西：陈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年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是怎么样？你觉得是会好还是会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