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书。十九岁那年，父亲过世，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又悄悄跑到上海，由于生活费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对徐先生深为赏识，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后来，姬觉弥又提供费用，让徐先生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但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只有家人邻居，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学生时代的蒋碧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