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庆缘（右一）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保税区

    “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1986年邓小平来天津港视察时，这样评价祝庆缘等人的工作。 

    祝庆缘何许人？他是天津港改革开放大变革时期的港务局局长，第一届保税区管委会主任。20年前，他和同事们在一片海滩上筹建起天津首个合资保税仓库，也就是天津保税区的前身。

    天津港模式、中国首个上市港口……如今79岁的祝老精神矍铄，回忆起天津港、保税区的创业史，他说那是一段艰苦却充满激情的岁月。

    “年轻”局长51岁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而祝庆缘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业春天。

    当时49岁的他还是港口商务处的处长，有很多“新”想法，却总感觉有劲使不上，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个人的思想都如此开放，也不是每个开放的思想都会被认可。

    “改革开放了，天津港必须走新路，我们都在等着机遇。”当时天津港的很多人都和祝庆缘一样，心里憋着一股大干一场的劲头。 

    祝庆缘祖籍河北省青县，年幼时随父亲定居天津，小学毕业后去一家商店当起了学徒工。新中国成立后，22岁的他考入天津港务局。好学的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上夜校，读完了初、高中全部课程。1958年～1960年，他又参加了函授大学学习。

    由于工作认真，31岁时，祝庆缘当上了港务局天津作业区主任。当时新港已经重新开港，港口业务重心移到塘沽，天津作业区任务不足，加之人员多、设备老，连年亏损。祝庆缘手下有一千多名职工，大家都在等活干。

    为了给职工找活，提高单位和职工的收入，祝庆缘开始四处联系各种装卸业务，并建立职工奖励制度，码头工人第一次走出港口，也能给别的企业“打工”。经过两年的努力，天津作业区扭亏为盈，受到群众支持和领导表扬。

    而这些成绩在“文革”时期却成了他的罪状，最多时候一天被揪出批斗6次，当时他心里想不通，甚至有时不想活了。说起当年的委屈，祝庆缘笑着挥了挥手，经历过那些磨难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1980年9月的一天，祝庆缘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老局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老祝，你工作表现一直不错，这不，上级给你的升职文件来了。”那是交通部的任命文件，任命祝庆缘为天津港务局副局长。拿着上任令，祝庆缘很激动，在那个还是计划经济的时期，光有新思想还不行，还要有说话算数的权力。那一年祝庆缘已51岁了，但在同职人员中他却是较为年轻的新局长。

    1984年初，有着自己经营想法的祝庆缘又被任命为天津港务局局长。

    压船压港成“心病”

    祝庆缘上任了，和以往老局长们一样，他也遇到了一个棘手难题——延续了十多年的压船问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也在急剧增加，进出港口的船只越来越多，但在计划经济时期港口建设跟不上，工作效率低，天津港压船压港问题越来越严重。

    “港口泊位太少了，根本不够用。”祝庆缘说，出现这个问题，除了硬件条件跟不上，当时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进出口外贸计划早在一年前就制定好，装卸货物都是按照计划指标工作，可卸到港口的货物大多不是货主急需使用的，很多货物就在港口长期堆放着无人问津，而港口存放场地有限，一些急需的货物却又滞留在船上卸不下来，在港口锚地停泊的各类货船都进不了港。

    “最严重时，天津港锚地压船100多艘，有的船进港卸货要等上两个多月，看着这些船真让人着急。”祝庆缘说，每逢压船压港严重时，国务院领导就要求天津市政府协调解决，而当时外贸、铁路、港口均属国家有关部委直接管理，有些事情天津市政府也协调不了，最直接的“土办法”就是派出部队官兵支援港口，帮助突击装卸。

    针对老大难问题，1984年上半年，天津市政府开始酝酿港口体制改革，准备向中央申请天津港权力下放，而当时天津港属于交通部、天津市等多个部门交叉管理，为此市政府领导们征求港务局干部职工们的意见。

    “如果港口权力下放，只是隶属关系的转移，根据以往的经验是不成功的，必须改革机制，扩大港口自主权。”在讨论会上，“胆大”的祝庆缘直言不讳。祝老说，当时他就是要给天津港要权，就想让天津港人自己做自己的主，而市政府原则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很快国务院收到了天津市报送的天津港改革方案，“双重领导，地方为主，以收抵支，以港养港”这是当时天津港口体制改革的核心思想。

    1984年6月，国务院终于批准这个方案。天津港终于有了自主权。

    “先救命，后治病”

    港口如何改？钱从何处来？当了局长的祝庆缘走在改革最前沿，也面临着众多难题。

    在一次落实天津港体制改革会议上，老市长李瑞环曾对祝庆缘等人说，天津港下放市里就是要靠你们自己管理，国家赋予天津市的港口管理权，原则上都交给港务局来管，市政府就是为你们服务。并且市政府当时还下发文件，对资金使用和管理权限等给天津港从来没有过的“自主权”。

    3000万元以下基本建设项目的确定、港口自收外汇的使用、港口自用设备的进口权以及处级以下干部的管理任免政策……，这些都由港务局自主决定，一下有了这么多“权力”倒让祝庆缘感到有些不适应。

    当时分管港口的天津市副市长李岚清对祝庆缘说：市政府赋予你们自主权，一定要很好地运用，但不要到处找婆婆，你们的婆婆就是一个——市政府。有了“主心骨”，祝庆缘开始带着天津港的一班人马研究对策，开源节流，积极创收，通过港口经营为港口扩建筹备建设资金。

    1986年，祝庆缘遇到了一个矛盾。为了缓解港口压船的老问题，有人提出只有扩大港口范围，增建泊位来解决，而也有人说，港口有外汇和进口设备自主权，应该先购买先进设备武装港口，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压船问题。而建设资金就是那点钱，用在扩建稳定却收效慢，而投在进口设备理论上见效快却存在很大风险，一时间，祝庆缘也难以抉择。

    “考虑几天，我还是决定先购买进口设备。”当时有人认为祝庆缘这是冒险，但他还是力排众议，“赌”了一把，把港口建设资金都用上了。祝庆缘认为，扩大港口建设增加泊位这些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的方法更现实。

    新设备装上一运转，职工中的一些“老古板”们都傻了，原来上百号人干几天的活儿，有了新设备，几个职工两三天就干完了，装卸能力提高几十倍，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却减少了。不但收入随之提高，港口的装卸事故也比以往减少很多，严重的压船局面初步有所缓解。

    当时，职工们都这样比喻那次天津港的重要改革措施，叫做“先救命，后治病”，而大批量采购国际先进设备应用在港口，当时天津港是国内港口的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