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否认，向灾区捐款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如果能够表述严格一点，应该是“自愿向灾区捐款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而且它的反命题，即“自愿不向灾区捐款是一种卑劣的行为”，并不能成立。由此可以推导出，捐款数额更不能成为道德评判的尺度，否则在一个道德至上的国度，人人都会吐血比捐，以期成为道德完人，最终结果是许多人捐得一毛不剩，反过来又要政府和社会救助。

    以上的道理，平时大家也许能够认同，可是真到了难时，就有人放言“灾难面前不需要理性”！他们制作了各式各样的“慈善榜”，不放过每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首当其冲的是企业界和演艺界，公众不断地质疑：他（她）为什么不捐？他（她）为什么捐得那么少？

    公众人物依靠知名度占用公共资源，应不应该受公众监督？应该。公众人物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应不应该回馈社会？应该。那么，公众人物有没有权力，选择自己认为妥当的方式回馈社会？很多人对此问题有些犹疑，但另有很多人已经用质疑和詈骂投下选票：没有！

    我们常常说，东方社会是崇尚集体文化的社会。近十余年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个性”、“多元”成为超时髦的语词，很让人误解东方社会也已经出离传统、进入多元时代。一旦当大事发生，才发现民族性格依旧，众人心中还是单一的尺度。

    很多人都自我辩护道：我不愿捐款，是因为不知道捐款的流向与用途。其实我们不妨想想，就算捐款使用透明，每一分钱都投入救灾，捐款就是一种必尽的义务吗？捐款就是表达善心唯一的途径吗？公民对社会的常规回馈，早已包含于他交纳的收入所得税中，捐款，只是一种额外的奉献。我们可以劝勉，可以呼吁，甚至可以予捐款者喝采、荣誉，以激励其他人。但如果把捐款变成逼捐、比捐，变成公开的示众与强求，未免就有伤害个人自由之嫌。

    胡适曾多次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对此的理解是：在东方社会里，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看美剧，常常可以听到一个角色对身边众人大喊：“Hi, Don’t judge me!”（别评判我！）可是中国人很难喊出这句话，虽然孟夫子说过“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往矣”，但古语也同样指出“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更何况董事长啊，明星啊，都是要靠公众的喜爱与认同讨生活的，他们当然不能得罪衣食父母，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狂热者。

    结论是：在中国，向灾区捐款不完全是一种自发自愿的高尚行为，它更像是一种“道德税”，保证每个公众人物及时缴纳，以符合公众对他们的道德预期，税率高低并无规定，却存乎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