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继北京之后，中国内地第二个拥有地铁的城市，但受当年各种因素的制约，老地铁的修建过程却异常坎坷。”天津地铁第一代设计师、时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88岁的刘增褫老人感慨地说。 

    天津首条地铁工程1970年启动，1984年正式运营通车，总长只有7.4公里，前后却造了14年时间，平均每公里造了近2年时间。而如今的地铁一号线工程从施工到通车，26公里多的里程仅耗时三年多。——天津地铁在见证时事的变迁中，也在讲述着改革开放为这座城市带来的“加速度”。

    外行领命

    在刘增褫老人家中，最醒目的就是一张巨幅黑白照片，照片的中央是邓小平同志，时年58岁的刘增褫站在老人家身后两排的位置上，对着镜头意气风发地笑着。这张照片见证了刘增褫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这是“中国第一届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合影。在这届大会上，因为邓小平同志正式复出了，因此也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序曲。

    那是1978年的春天，刘增褫因为在天津地铁设计以及其他一些科研课题中的出色表现，受邀出席了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的首届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你能想到我有多激动吗？”老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大，但却是颤抖的，两只手不停地来回摆动。

    老人说，当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同志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书面讲话时，他真切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春天真的来了，好日子真的来了！”

    果然，当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刘增褫就从报纸上看到了邓小平同志作的报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

    此前的刘增褫，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文革”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我其实算是很好了，没有被批斗，还做了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他所说的“不错”指的就是天津地铁。

    1970年初，时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的刘增褫，被紧急召到市革委会，“领导告诉我要修建地铁了，问我是否有信心完成地铁的设计。”

    刘增褫一下子惊呆了——要知道，当年的中国，除了北京拥有一条地铁线之外，全国还没有第二条，在绝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地铁还仅停留在“耳闻”阶段，“眼见”的都少，就别说乘坐了。

    看着市领导坚定并期待的目光，刘增褫二话没说，当即表示“一定如期完成”，但心里却多少有些打鼓。

    这可不仅是修一条地铁那么简单。

    始建于1970年4月7日的天津地铁，也称为7047工程。它是经当时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批准，结合墙子河改造工程修建的战备通道，属天津市人防工程的一部分。

    “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指挥部所属的各个单位都不叫局委办什么的，全部用大组、小组来区分，一个大组就相当于一个局级单位。”老人介绍，7047工程指挥部成立后，由他出任“设计大组”总负责人，其实就是地铁工程的总设计师。

    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的刘增褫说，自己属于典型的“外行领命”，“我虽然是学建筑出身的，但别说地铁工程，连铁路工程都没干过啊。”

    但既然立下了军令状，就一定要保质保量地干好。

    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后，市领导带领着刘增褫以及诸多设计、施工人员一起去北京取经。

    简单和复杂

    从北京回来后，刘增褫的办公室经常彻夜长明。

    老人说，那是他人生中最为充实的一段时光，大家整天泡在一起，不谈论报酬，不计较苦累，为了一个目标，不断地努力。

    那也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

    初春的天津乍暖还寒，7047指挥部里却总是给人火辣辣的感觉——不用记考勤、不需要任何人督促，饿了掏出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啃两口，渴了用搪瓷茶缸子对着水管子接半缸——没有食堂，也没空出去吃饭，甚至觉得烧水乃至上厕所都是“浪费时间”，生活的需求被一再压缩，变得越来越简单，图纸上的方案却愈发复杂——天津地铁的雏形就在这样难以想象的环境中呼之欲出。

    “加班都成常态了，天黑之前就回家才不正常。”老人呵呵地笑着，他说尽管他是负责人，完全可以有理由为大家争取加班费、夜班补助等，但当时却“完全没有这根筋”，并且也没有一个同事通过任何方式向他提出过这类的请求，“是我们有钱吗？那简直就是胡话，大伙的收入大都是一个月几十块钱。”

    天津地铁工程指挥部当时没有一辆汽车，以致工程开工很长一段时间，刘增褫都是和同事们骑着自行车下工地，一旦领导有急事召见，也一样是骑着自行车一路风尘前去回报。在工程现场，老百姓们根本就分不出哪个是工人，哪个是指挥者，“全都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这样良好的工作环境在“文革”期间是非常罕见的，但也正因如此，复杂的设计工作连同取经时间计算在内，仅仅两个月就得以完成，并很快就被市领导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