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要内容: 京杭大运河天津段全长174公里,分为南、北运河两部分,流经天津武清区、北辰区、河北区、红桥区、西青区和静海县六个区县。北运河从位于天津武清区的马家口进入天津,至市区的三岔河口,与海河和南运河交汇(1918年海河裁弯取直后,北运河流至三岔河口前汇入子牙河)。南运河从位于天津静海县唐官屯的九宣闸进入天津,至市区三岔河口,与海河和北运河交汇。南、北运河汇入海河后经大沽口流入渤海,因此海河成为连接运河航运与海运的唯一通道。 |

 三岔河口一带商船云集盛景。图片选自《明信片中的老天津》一书
 早年天津北运河沿岸景色。图片选自《明信片中的老天津》一书
京杭大运河天津段全长174公里,分为南、北运河两部分,流经天津武清区、北辰区、河北区、红桥区、西青区和静海县六个区县。北运河从位于天津武清区的马家口进入天津,至市区的三岔河口,与海河和南运河交汇(1918年海河裁弯取直后,北运河流至三岔河口前汇入子牙河)。南运河从位于天津静海县唐官屯的九宣闸进入天津,至市区三岔河口,与海河和北运河交汇。南、北运河汇入海河后经大沽口流入渤海,因此海河成为连接运河航运与海运的唯一通道。自元代漕运兴起后,每年有大量漕船满载粮食从南方海运至大沽口进入海河,又经北运河转运至北京。入明以后,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漕船经南运河进入天津,在三岔河口转入北运河,将粮食、绸缎、建筑材料等直接运送至北京。因此天津城市的兴起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天津是运河载来的城市。
运河孕育了天津
早在金朝时期,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为保障首都吃粮,每年有大批漕船经运河将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粮食运往中都,这样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成为漕运的重要枢纽。为保证漕粮能安全抵达中都,金朝在北运河的武清(今天津武清区)和南运河的柳口(今天津西青区杨柳青)派驻了“巡检”,并在三岔河口一带设立了直沽寨,派有正、副都统率兵戍守。直沽寨的出现,使天津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日后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在大都(今北京)设立国都。为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保障大都每年数百万石粮食及各种物品的供给,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大运河的治理与通航,在当时朝廷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忽必烈开始全面规划、统一治理大运河。忽必烈进入大都的当月,就召见了当时年仅31岁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听取他对修复大运河的意见,并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事”的“督水监”。郭守敬经多次实地考察、测绘后,认为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因黄河多次改道已全线淤塞,恢复通航十分困难,于是大胆提出取直运河的想法,即甩开隋唐运河的通济渠段(徐州至洛阳段),让大运河从徐州向北,经济宁至临清,再进入隋唐运河的永济渠段,航程可以缩短七八百里。元世祖忽必烈批准了这个方案。从此,开创了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的新时期。
由于当时每年经运河输入元大都的近二百万石漕粮仅能满足京城常年用粮的一半,因此忽必烈下令开海漕,南方大量的粮食通过海运经天津大沽口进入海河,再经北运河进入北京,形成“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格局。因当时北运河杨村以北河道水浅弯多,海船不能直接驶入,于是在北仓(今北辰区)卸下粮货,就地屯储,然后改换小驳船分批运进北京,因此北仓成为“漕运之咽喉”,也成为闻名全国的皇粮屯储地。为便于办理接交,朝廷在海河下游距直沽不远、地势高敞的大直沽设立了接运厅,并在三岔河口至杨村的北运河岸边建直沽广通仓(含仓上、南仓、北仓)、直沽海运米仓等。同时,为保卫交接和转运安全,又在大直沽设立了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下设镇抚司。还在直沽驻扎了大批屯戍军队,由“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管理。元祐三年(1316年)又在直沽设海津镇,海津镇的设立说明元朝对直沽“河海通津”的重要地位已有了深刻的认识。
为尊重南方漕运船民祈求海神保佑海漕运输安全的信仰,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并在大直沽敕建了天妃宫,妈祖文化从此由南方传入天津。数十年后又在三岔河口漕船较为集中的海河右岸修建了一座天后宫,妈祖文化进一步在天津广为传播,成为天津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绵延不绝。
元朝灭亡后,明朝定都南京,大都改为北平府,由燕王朱棣镇守。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以平定“靖难之乱”为名,沿运河南下,在直沽三岔河口附近的南运河渡河南下,最后攻占南京,夺得帝位,改年号为永乐。朱棣入居北京,深知直沽作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在直沽设卫筑城,派兵把守,天津城从此形成;并因其曾由此渡河南下,夺取皇位,因此将直沽赐名为“天津”。永乐二年(1404年12月)设立了天津卫,半个月后增设天津左卫,永乐四年(1406年12月)又增设天津右卫。天津卫、天津三卫、三津等名称由此而来。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这时大运河已全线贯通,每年经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达五六百万石。为减少漕运投入,朝廷准许漕船上的运军附载南北方土特产品,并免征税赋,这样每年至少有200万石以上的土特产品通过运河北上或南下,运河遂成为变相的商路,为沟通南北经济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天津地处河海冲要,“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因此造就了天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特殊地位。
至清代,运河的作用更加突显,除大量粮食经运河运往北京外,丝绸、南北方土特产品、建筑材料等也成为运河运输的重要物资。天津作为运河的中转枢纽,随着运河的动力不断增加,地位更加重要,漕运的兴盛使天津出现“商业区发达,水陆云集,车船如织,店铺林立,百货山积”的繁荣景象。从元代至清中叶末期,天津一直是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运河在天津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晚期,随着天津的开埠,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当时天津的棉麻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70%以上,因此,海河运输逐渐取代了运河的功能,成为天津河海运输的重要通道,天津也因此迅速成长起来。
三岔河口作为南、北运河与海河的交汇处,又紧邻天津老城,因此成为天津城市的发祥地。三岔河口原先位置在金钢桥下游今望海楼教堂处,北运河转了个大弯在这里与南运河和海河汇合。由于运河和海河弯道较多,航行颇费周折,1918年海河工程局将海河和运河裁弯取直,三岔河口向海河上游位置移了近数百米。由于运输需要,运河和海河的船只大多在这里停泊,各种商品在这里装卸,商业贸易也非常繁荣。这里不仅有钞关、盐关、直隶总督衙门及各种衙署,而且各种宗教场所也集中在这一带,充分体现了天津五方杂处、华洋杂处的特点。天津城北的侯家后、估衣街、锅店街等都因地处南运河畔而成为当年的繁华地区,天津最早的商业街竹竿巷、针市街、小洋货街等,都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街道名称的由来就是因运河舶来的商品在这里销售而形成的。由于商业和运输的繁荣,很多外地商人来津经商,并组织了同乡会,在运河两岸建起了会馆。各类货栈、商行、银号、钱庄鳞次栉比,脚行、镖局等也应运而生。
三岔河口还是天津早期工业和教育的兴盛之地,被称为华北机器铸铁工业摇篮的三条石,就坐落在三岔河口。在运河北岸还有著名的北洋造币总厂、直隶工艺总局、劝工陈列所、面粉厂、皮革厂、火柴厂等等。在教育方面有河北女师、达仁学校等。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著名的北洋法政学堂等也坐落在运河岸边。
三岔河口的繁华也成为戏曲、曲艺的摇篮。位于南运河岸边的侯家后地区是名伶、戏班会聚之地,如大吉利班、隆庆和班、义顺班等都在这一带;天津最早的京剧票房群雅轩也在这里。早期的京剧艺人如余三胜、谭志道、杨月楼、刘赶三、孙菊仙等都曾在这里演出。被称为“老乡亲”的孙菊仙下海之前就是运河岸边的搬运工。
运河对天津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影响之深之广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大运河孕育了天津,大运河在天津的形成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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