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律师为职业， 使用最多的却不是法律手段”

　　作为律师，张毅既帮助医院平息“医闹”事件，也替患方向医院索赔。游走于医患之间的他，称自己为“双面律师”。

　　“以法律为职业，使用最多的却不是法律手段，”这是张毅最突出的感受。他说，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是讨价还价、相互威胁，甚至以黑治黑。

　　张毅不久前替医院摆平一宗医疗纠纷。去年8月，四川小伙吴俊(化名)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广东省一家医院可以实施耳朵再造手术。吴俊一只耳朵先天畸形，看到广告后，抱着很大期望来医院做手术。不料，手术中吴俊面神经受损，造成面瘫——口歪眼斜、口水直流。

　　张毅是医院的法律顾问，但他说，在这宗医疗纠纷中，医院是理亏的。做这种手术必须具备一种专门的设备。该设备能在手术中探测到面神经。该医院是在没有这种设备的情况下实施的手术。

　　为了美容，却造成更大的毁容，吴俊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张毅说，他受医院委托和吴俊进行交涉。他把法医鉴定书拿到吴俊的病床前，吴俊二话没说当场撕掉，表示坚决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时开出300万元赔款要求。

　　面对如此巨额赔偿，医院无法接受，只能讨价还价。张毅说，这个患者没有固定职业，以替人讨债为生，和他打交道极为危险。他在和吴俊交涉过程中经常受到威胁，有一次吴俊对他说，“你处理不了就走开。你要再参与这事，老子杀红了眼，谁都不管。”

　　这个患者还屡屡威胁医院，声称要报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给医生扎艾滋病针，或者抱着医生一起跳楼，还要杀掉医生的全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如果不满足这个人的要求，他一定会对医务人员实施暴力。张毅透露，最后医院走投无路，采取一个非常手段——找了黑道上的人摆平此事，以50万赔偿金和患者“私了”。

　　患者为什么不愿意通过法律诉讼的手段解决纠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对解决纠纷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一种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选择哪一种。是否采取诉讼方式，取决于不同维权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较。

　　因此，除了诉讼程序相对复杂、规则繁琐、成本高之外，还因为法院对医疗纠纷的处理相对简单。医疗案件多数很复杂，原因是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很强。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决多直接依据鉴定结论。而鉴定结论本身就遭质疑，因而审判也难以令患方信服。

　　法院审理医疗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掌握的标准不一，从而影响到医患双方特别是患方对诉讼的信任和选择。

　　同时，虽有“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平衡，但相对于医方，患方在诉讼对抗中仍处于劣势，这也妨碍了他们对诉讼的选择。

　　因此，患方通过实施暴力行为，既能发泄强烈的不满情绪，也能以较低成本和较少时间令医方妥协，实现维权目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一当下中国纠纷解决的潜规则，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同样行之有效。据广东省卫生厅统计，2006年上半年，广东省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

　　因为处理医疗纠纷极富经验，每年都有很多患者家属慕名找到张毅。张毅说，其实他的“经验”不是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而是深知如何和医院讨价还价。他透露，“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律师常常借助“医闹”给医院施压。

　　他曾经代理过这样一宗医疗纠纷案。在广东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一位患者术后大出血死亡。事后，手术大夫向死者家属承认，病人术后观察处理不当，医院对患者死亡负有重要责任。但患者家属找到医务科，医务科却说大夫的话不能代表医院。张毅作为患方律师左右斡旋，医院均不理睬。“他们这些大医院根本没把我们这些小患者放在眼里，”张毅说，医院领导一个都不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