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医闹”需要建设性思考

　　无论国内国外，医患冲突普遍存在。但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很少看见“医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共有800个骨科医生，其中400个被患者提起过民事诉讼。美国人选择打官司，很少去闹事。

　　而在中国，据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南通瑞慈医院董事长方宜新调查，出现医疗纠纷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仅占一成。曾经与“医闹”直接打过交道的一位知情人说，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市有庞大的“医闹”产业。明码实价，男医闹一天80元，暴力式纠纷；女医闹、老人等一天50元，以纠缠哭闹为主。交款方式有两种：当天结账；承包制，医闹头头取赔付金额的一定比例，20%～30%不等。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说，“私力救济”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暴力普遍化和激烈化。上海市普陀区某三甲医院，2000年至2006年7年间，每年发生的医疗暴力均占全部医疗纠纷的60%以上，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其他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数据和个案材料，也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医疗暴力扩大化、激烈化的现状。

　　医闹主要有两种方式：同家属一起出面，公开聚众闹事，停尸医院、喊打喊闹；隐形医闹，遥控家属。比如一对农村夫妇因为死去的孩子向医院索赔(2007年底，5岁的孩子玩玻璃球，不小心吞了，家长背着孩子一路颠簸跑来医院，还没开始抢救，孩子就咽气了)，找了亲戚邻里十来人在院长办公室讨说法。医院坚持先尸检再确定赔偿事宜，该夫妇连忙打电话请教幕后高人，答曰：“跪下。”夫妇遂下跪。医院仍然坚持，夫妇又打电话，答曰：“全跪下。”十几个人齐刷刷跪下，医院无奈只得先付了1800元打发钱。后一种更难于管制。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说，“医闹”有其存在的现实土壤。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方式，“医闹”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患方的权益。但“私力救济”的边界，应当是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和社会公益。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患方雇佣“医闹”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合同。根据《合同法》等有关规定，雇佣“医闹”可能因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这并不必然，还取决于“医闹”采取了什么行动。

　　很长时间以来，公安部门对于没有造成直接损失或重大损失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只能根据“社会治安管理处理条例”，对“医闹”采取“软执法”。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或在旁监视，或最多把闹事的人驱散，可警察一走，闹事者又重新聚集起来接着闹。“从某种程度上说，软执法助长了各地‘医闹’事件频发。”张毅说。

　　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恶劣的“医闹”事件，2006年7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2007年4月，全国卫生系统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卫生部会同中央综合办、公安部等7部委成立“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协调小组及办公室”。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在当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提到了“医闹”。

　　据此，各地政府打击“医闹”渐感心里有底。在广东，当地政府执法力度最大的一次，是平息南海松岗医院的“医闹”事件。张毅认为，平息松岗事件，标志着广东省政府对“医闹”从“软执法”走向“硬执法”。

　　2007年7月22日，一个孕妇在松岗医院分娩时，并发“急性羊水栓塞”，孕妇和婴儿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杨某带了几十人连续3天围堵医院，在医院门前烧纸钱、放鞭炮，要求医院赔款100万元，院方没有答应赔款要求。25日，杨又联络100多人冲击医院。接到报案，南海公安分局调集大批警力赶往现场，拘捕了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外界对松岗事件的了解，仅限于上述情况。然而至此，事情并没结束。杨只能回到法律轨道上，聘请律师和医院打官司。杨的律师告诉张毅，冲击医院的绝大多数人并非杨的亲友，而是雇来的职业“医闹”。当时杨许诺他们，得到院方赔偿后和他们分成。后来，这些人既没拿到钱，又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杨逼债。杨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民众选择“私力救济”，主要原因是现行“公力救济”相对来说手段缺位、缺乏实效、成本高、周期长。

　　假如在“公力救济”建设仍难以跟上的情况下，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其结果只能是医患纠纷依然难以得到及时解决，医患双方权利不能依法得到保障，还平白增加和激发了警民矛盾。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否定，而更应提供化解或缓和“医闹”的建设性思考。 （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