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是“平安奥运”，同样是“开放奥运”。

    在以往的奥运会期间，时常出现小规模、非暴力以及不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性抗议、示威和干扰事件。在近日的采访过程中，有人曾不止一次向本刊记者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在奥运期间，要是真的出现这类事件，我们的政府和民众将怎样应对呢？

    多种迹象显示——类似的干扰事件，在北京奥运期间，有可能发生。

    “无论哪个国家或组织所搞的任何一项活动，都不可能得到所有利益群体的赞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面对这类干扰事件，只有两种选择，禁止表达或允许这些反对意见表达出来。表达意见的人，都希望借助大型活动把声音放大，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所以，抗议与支持一样，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些国际性活动的组成部分。”

    受访专家认为，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释放着一种自由、和平与包容的气息。如果我们能学会以理性、自信和开放的平常心态来应对，用合法的手段适时处理，这也将是北京奥运会留给我们的财富。

　　也许难免的“杂音”

    “不应由国际奥委会这个组织来扮演政治角色。”2月15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罗格警告说，运动员如果利用奥运作为政治舞台，将受到惩戒。他还说，国际奥委会“是体育组织、不是政治组织”。

    然而，反对把奥运政治化，只是国际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或努力目标。这是因为历届奥运会都少不了或多或少的抗议、示威和干扰事件，但并没有影响到奥运会的最终成功举办。

    “我们必须了解更深层次问题，才能更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干扰事件。”李成言教授认为，“从价值观上来说，西方的核心理念是‘人权和自由’。某些西方媒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偏见——中国是一个缺乏‘人权和自由’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只要在我国发生的涉及人权和自由的话题，总能在西方受到舆论关注。某些反华势力深谙西方媒体和舆论对我国的兴奋点，因此他们举行抗议活动时，观点始终集中在所谓的新闻自由、信仰自由、人权问题和游行自由上。”

    “以这些在平时影响力有限的反华势力来看，在奥运期间进行抗议，似乎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奥运会是国际性盛会，各国名流大腕汇聚，世界顶尖媒体云集。这些反华势力利用我国想办好奥运盛会的心理搞小动作，以期通过抗议产生影响，制造某种舆论压力迫使中国政府让步。”

    受访专家分析，部分对我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偏见的西方媒体，也会试图在奥运会期间炒作所谓突发事件的“热点问题”。

    未雨绸缪历练“平常心态”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将会促进中国更加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和民众如何理性应对某些干扰事件，也将被展现在奥运会这个巨大的舞台上。

    “奥运的脚步已经逼近，作为我国政府和民众需要面临不是‘杂音’是否会在奥运期间发生，而是发生时应该如何处置的问题。”齐善鸿教授指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必然要接受世界的多样性，这也是一个大国必须具备的理性。同时，如果现在对此问题不进行预先考虑，到时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场面：一是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中国申辩，让人家看不起我们，并进而推断我们自己心虚；二是如果出现激烈冲突的场面，同样也会使得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和奥运喜庆气氛受损。”

    同时，齐善鸿教授还表示：“如果能够冷静应对，那么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就会因为将奥运政治化而受到世界人民的唾弃，也可展现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因此，面对问题，对于我们既是考验，也是机会。”

    “我们需要历练出一种平常心态，改变以往的观念，不要认为被抗议，是一件什么丢脸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作为地球村公民，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应该有大国的风度和大国的胸怀，这种胸怀集中体现在理性和包容度上。在奥运期间有人搞抗议之类的干扰事件很常见，没必要遮掩，害怕只能说明没有气度、没有自信。因为奥运会既不是中国发展的最高点，更不是未来中国面对世界的惟一机会，而大国崛起的真正标志，恰恰体现在其面对世界时的一份平常心。”

    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公司做职员的小张说，“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平抗议，我们也应该宽松平和、容许不同的人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才是正常的和谐的社会气氛。基本方法应该遵循有效、有理、有利、有节等原则，以一种自信、理性、开放的平常心态应对。”

    “当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借奥运滋生事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表示义愤，并支持政府依法管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举办奥运的信心。”北京市直属机关的一位公务员表示，“每个人思想不可能都一样，谁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没有必要把奥运会期间遇到的所谓抗议，当作是对我们的羞辱。”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专家冯骥才表示，很多批评源于偏见和误解，而奥运会是巨大的文化沟通平台，“成功的奥运会本身会让这些非议消失”。

    受访专家指出，我们的政府和民众，如何正确应对北京奥运期间发生的干扰事件，以期获得最优的国内国际舆论效果，是对我们智慧和胆略的考验，而北京奥运恰好也是我们积累经验的一个好机会。

　　“国家公关战”需要法理平衡

    3月12日，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表示：“至于游行示威活动，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的，不论境内或境外人士，都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要向北京市公安机关进行申请，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国的法律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据本刊记者了解，《奥林匹克宪章》规定，运动员不得在任何奥运比赛地点进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或与政治、宗教或种族有关的宣传活动。在7月14日，北京奥组委公布了《奥运场馆观赛规则》，其中规定，禁止任何游行、静坐、示威行为、裸奔及其他扰乱现场活动秩序和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行为。

    “我们要通过立法和合法程序来有理有据地执法，才能在奥运期间这场国家公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有任何运动员在奥运场馆进行抗议的话，主办国有权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制止，因为任何在奥运场合做出的政治抗议都有违奥运精神。如果有参赛运动员在奥运赛场外进行诸如打反华标语、喊反华口号等抗议举动，都涉嫌违反中国国家法律，我们可以采取相应法律措施予以制裁。”

    “我们不但要办平安奥运，也要办法治奥运。”尹韵公研究员表示，“奥运会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发泄不满情绪的场所。我们要在中国法律与奥运规则相结合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一旦有人破坏奥运会的游戏规则和践踏中国的法律底线，将按照奥运会固有的安保方式来处理；对那些威胁中国社会稳定，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动，绝对依法打击，让准备利用奥运舞台来对中国施压的任何国家或个人都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因为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这种犯罪行动。”

    “只要抗议不是以暴力方式进行，我们的反应也不必过于激烈，可以选择理性和开放的平常心态来解决。”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认为，“因为媒体在奥运会期间的巨大传播功能，才是某些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如果我们反应过于激烈，恰恰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也给了西方媒体炒作的机会。对于更多的非暴力的和平抗议，国际惯例都是理性对待，即使有大批警察到场，也主要是为了维持秩序和防止任何过激或出轨现象的发生。”

    “这次参加奥运报道的境外记者，大多数都是擅长采写和报道体育赛事的体育记者，他们不像常驻北京的其他境外记者那样了解中国。”李成言教授认为，“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地为他们提供细致到位的服务，使他们全面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争取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更为客观地报道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说，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也是我们打赢这场国家公关战一个关键环节。”

    “对于奥运会期间那些小规模、非暴力、不涉及公共安全的抗议，我们可以遵循以静制动、以冷制热、相信民众的原则来处理。”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建议，“首先，警方要以静制动。对西方媒体和民众来说，发生抗议不是什么新闻。但是，警方那些过激性的、动态的、冲突性的应对措施，一定会成为媒体追踪的新闻焦点。当然，如果抗议者执意破坏秩序、肆意妄为，则要依法处理。其次，政府新闻发言人要以冷制热。以冷制热不是不处理，或是驼鸟政策，而是以一定限度的克制和容忍，来反衬出相关抗议者的无聊和渺小。因为过分关注或过分带有感情色彩地表达立场，反而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人为放大炒热。所以，奥运会期间发生抗议，信息越开放越透明，理性对待现场采访的各种媒体，我们就越从容，即使抗议导致危机产生，通过公开透明，也可最大限度地缩小影响。”

    另外，杜立元律师建议说：在处理抗议过程中，政府一定要相信我国普通民众所表现出来的觉悟和自发的爱国热情。可以预见，在奥运期间发生的任何干扰事件，都必然会受到我国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自发的抵制和反对。“政府要注意引导这股自发的、来自民间的声音，让中国的年轻人，学会站在世界媒体面前述说他们的思想，这也许比政府的任何发言，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