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要内容：“显微镜下的中国”是北京奥运会非注册记者给中国带来的“新问题”，更有媒体将其称为一个“新麻烦”。”尽管像翟惠生这样的中国官员在竭尽所能为记者服务，但仍不能打消一些外国记者根深蒂固的“顾虑”。 |
人民网·天津视窗7月26日电：７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记者来到２００８北京国际新闻中心，电梯行至四层，门一开，迎面疾步走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手里捧着一摞
材料，闪进了电梯间，顾不上跟熟稔的记者打声招呼——楼下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将在十分钟后开始。
从７月８日２００８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启用之日起，姜瑜多了一个新的身份“２００８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副主任”，这个新身份将一直延至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其间姜瑜面对的将是以境外媒体记者为主的北京奥运会非注册记者群体。对于惯于跟境外记者打交道的姜瑜来说，工作性质变化不大。但这里的工作节奏显然要快于外交部新闻司。
进入新闻中心，从过安检到注册厅，从问询处到记者服务处，所见的工作人员都是快人快语，疾步如飞。
“快速、高效地为非注册记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核心。”２００８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主任翟惠生说。
在赴新闻中心履新前，翟惠生广为人知的职务是中国记协党组书记。他坦言，奥运期间的这个新的兼职对他而言犹如一场“大考”。
“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到北京采访的非注册记者预计将超过５０００人，其中近４０００人是来自境外媒体的记者。”翟惠生说，“这些非注册记者由于不能进入赛场采访赛事，他们的视线必然锁定在北京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有人说这是在放大镜下观察中国，我觉得说是把中国置于国际媒体的显微镜下也不为过。”
一下子同时迎来这么多的外国记者，这还是北京这座古城的首次。甚至，“非注册记者”这种说法，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听闻。
翟惠生的预测得到了印证。据“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专项课题组对关注北京奥运的外国记者的调查，在回答“你想了解哪些有关北京和中国的情况”时，５０％的受访者选择了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５３％的人选择了文化遗产，３８％的人选择了经济发展的商机，２１％的人选择了自然环境，只有１６％的人对体育和涉及奥运会的内容感兴趣。
“显微镜下的中国”是北京奥运会非注册记者给中国带来的“新问题”，更有媒体将其称为一个“新麻烦”。
“麻烦谈不上，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翟惠生说，“记者来北京无非是要根据自家媒体的需要完成报道任务，我们的工作就是按照他们提出的要求协助他们完成期待的采访任务。”记者出身的翟惠生反复向中心工作人员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假如你是记者”。翟惠生说：“这句话的背后体现的是我们以人为本为记者提供人性化服务的理念。中心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主动思考记者需要什么，我们应该提供哪些个性化的服务。是记者的需要在推动我们不断完善工作。”
在１９９６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许多非注册记者
因为既进不了场馆，也没地方采访，曾争相渲染过“公园里的狗屎”这样的负面新闻。而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面对海量的信息，记者们根本无暇顾及那些鸡皮蒜毛的琐事。
２００８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为记者提供了广泛的渠道获取新闻信息，仅采访就安排了三种：新闻发布会、集体采访和个别采访。非注册记者可以通过提交申请表，提出个别采访要求。
“对于记者提出的个别采访要求，中心会要做到件件有回复。对于个别采访要求相对集中的题材，我们会约请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或接受集体采访。对于某一媒体提出的独家采访我们也会及时作出相应安排。即使落实不了的要求，我们也会作出回复，明确告诉记者为什么无法安排。”翟惠生说。
７月１４日，日本富士电视台向中心提出了采访北京空气质量监测工作的申请，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提出试乘地铁１０号线的要求，日本富士电视台和香港东方报业集团提出了解奥运安保准备工作进展情况。记者们的这些采访要求很快得到了落实，并在中心网站上发出集体采访公告：７月１８日１３时２０分，组织记者采访奥运场馆安保团队及安保工作情况；７月１８日９时３０分，组织记者到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采访；７月１９日９时３０分，组织参观并试乘地铁１０号线。
在外国记者接待处，巴西ＳＢＴ电视台的记者基尔瓦纳·维特拉正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填写采访申请表，她想采访的是国家体育场的一位经理。
“我们电视台没有资格报道赛事，来华的近１０名编辑、记者、摄像都是非注册记者，连鸟巢都去不了。”这位二十岁出头的女记者言语中透露出无奈。
初到中国，又是首次报道奥运会，维特拉说她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最关心的还是北京的环境和奥运会如何运用高科技。
截至２３日，国际新闻中心个别采访处已受理了２００多位像维特拉这样申请采访的记者。其中有７７位记者已顺利进行了采访，还有一些到外地采访的申请被转到了南京、青岛、大连的新闻主管单位。
但该处姓张的负责人也表示：“我们也收到了５０多件无效申请。之所以说无效，是因为申请人既不是注册记者，也不是非注册记者，根本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金发碧眼的肖大卫挂着“非注册记者”的胸牌，但他却是英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处长，他告诉记者：“我是媒体协调人，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英国记者来北京了，他们到了，往往不会去使馆，而是立刻投身采访。”
国际新闻中心为记者提供的的服务不仅体现在安排采访工作的环节。到中心注册和激活记者证的记者，每人都会领到一个采访包。包里有一件Ｔ恤、一把雨伞、一柄折扇、一张地图……甚至风油精这样的小物件。翟惠生说，这是要尽量考虑到记者在京工作生活的每一个人性化细节。
刚刚从外国记者接待处领到记者证的《韩国日报》驻京记者李永燮，正在接待处对面的资料发放处挑选中心提供的免费资料。上百种文字和音像资料按不同文种码放得整齐有序，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工作人员为李永燮挑选了他需要的韩语版书籍和音像制品。
“这里的服务很周到，工作人员很热情。”李永燮说。
谈及自己奥运期间关注的议题，李永燮说：“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北京如何圆满地承办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此外，如果奥运期间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我也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最有效的信息。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向中心提出安排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看看。”
“如果境外记者提出到北京以外的地方采访，我们会认真安排。”翟惠生说，“包括提出到四川和西藏采访的要求，我们也不会拒绝。”
尽管像翟惠生这样的中国官员在竭尽所能为记者服务，但仍不能打消一些外国记者根深蒂固的“顾虑”。
在７月８日主新闻中心对外开放的第一场发布会上，外国记者提的问题基本上和赛事无关：“我前几天在做现场直播时被制止，你们如何保证兑现自由采访的承诺？”“奥运会期间，我可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便采访吗？”
其实，中国政府履行“报道自由”承诺的行动随处可见。甚至在中国政治象征的天安门广场上，一些非注册记者们也被允许进行直播……
在为媒体提供服务的同时，北京有关方面也希望外国记者能遵守奥运会规则和中国的法律，以免出现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孙闻 熊争艳）
